有关中国内容书籍走俏 西方了解中国热情高(图)

　　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乔纳森·沃茨第一次向人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情：“中国有多少人？”然后，他听到“如果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为此，他长时间忧心忡忡，甚至每晚睡前祈祷还要加一句“不要让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那时，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

　　2003年，乔纳森来到中国，儿时的疑问再次浮上心头：“我发现，十亿中国人真的一起跳起来了——他们都选择了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么，后果是什么？沃茨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鳍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乔纳森的足迹最后凝结成《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

　　“旅行”只是这本书的外壳，《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的真正内涵在于，它通过生动的一系列新闻故事和旅行见闻提醒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伤害。

　　那些打量中国的眼睛

　　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这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教他们更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相对散乱的群体，准确的说，是许多个个体的集合——自我视角赋予体验式写作者独一无二精神触感的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每一个人在探索中国时的孤独与无处诉说。书写者之间可能很少相似之处，但从开始选择同一个观察与写作主体，他们之间的孤独便注定无法分割。

　　从传教士开始

　　如果硬要从繁如烟海的中国题材中挑出一本，大多数人的选择将会是《中国人的人性》。这本著于1894年的书，出自居留中国54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之手，至今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并得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先后力荐。在这本全面剖解中国人人性、民族性乃至为国家悲剧命运“立此存照”的书中，作者毫不避让、弯刀剔骨的目光所折射的力量，至今令人震撼。

　　而更值得说的，是作者的传教士身份。从明朝晚期以来，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文化交流史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恰恰能够在《中国人的人性》一书中求得解答。笼统说来，传教士们所能行走的距离和所能体察到的中国内部，注定了这一群体在中国国门尚未开启之时，所扮演的超出其角色定位的戏码。

　　在对于传教士于中国历史中的存在研究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张西平发现了一些让他吃惊的信息：400年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曾把《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中国第一本英汉词典《英华字典》是200年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厚达3700页；17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图说》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往往是他母国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是中西文化相遇时最生动的资料。”张西平说。

　　事实的确如此，在另外一本关于美国最早来华传教士传略《千禧年的感召: 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中，读者便能读到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经济和宗教机构的利益关系、英美各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利益关系、《圣经》的翻译过程中日益凸现的教派间的冲突……这几乎是一本关于道德家、政治家、外交官、神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汉学家的书。

　　有趣的是，当传教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力量分支近乎巧合地延伸到这些标签：道德家、政治家、外交官、神学家、历史学家、汉学家以及作家，直至新传媒世界里那些无所不能的记者身上。

　　更多元的观察

　　当中国陷于深重的民族苦难，法国作家绿蒂的《北京的陷落》和英国作家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无疑算是作家从传教士手中接过火炬，继续致力于行走并记录中国的另一种尝试。

　　而当资讯时代的来临，西方新闻机构开始意识到东方的觉醒与记录这种觉醒的必要，于是，越来越多的记者来到这里，开始用全然不同的书写介入当下的中国。

　　2001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罗布·吉福德即将调离岗位，美国的编辑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做记者。他考虑许久后说，算了。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计到，在耶路撒冷报道巴以冲突将会是在一个循环往复的百年故事里打转。他告诉编辑，中国，相较之下，她的故事有一种线性的发展，一直通往一个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某处。

　　之后，罗布有了在中国的长达6年的驻外任期。离开中国之前，罗布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在两个月时间内，沿着国道312线自东向西旅行。他从上海出发，直至抵达哈萨克斯坦边境，最后完成了一段4800多公里的背包客之旅。这是他与中国的告别之旅。在这告别中，他发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国度。

　　《中国之路》讲述了这段旅程，实际上它也是思考和探索中国问题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罗布在书中说：“在中国的多年生活中，我同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交谈，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都在给这个国家问诊把脉，并能够把它解释给外国人听。有时他们确实做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真正的中国，没有比和一个开长途车穿越戈壁大沙漠的司机长谈一番更好的方式了。”

　　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到长途车司机，这是美国记者罗布得以看到的中国面孔，绿皮火车、大卡、徒步，这是罗布在中国大地上的漫长前行。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罗布并不孤独——几乎每一个驻华记者的心中，都有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愿望。

　　中国教会他们的事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或多或少为中国的速度和能量所震惊，但中国人“教会”他们的事，却绝不仅仅如此。

　　关于“中国经验”，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保罗·米德勒（《中国不良制造》的作者）的最直接记忆是：深夜，你抵达机场，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爽快答应20美元带你去酒店。行至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司机停车，要求加10美元才继续走，不然不收你钱你自己下车。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后来，保罗常用这一案例来比喻中国人在生意场甚至是中外贸易中的表现。

　　《内裤从哪里来》的作者乔·本尼特在来中国之前，很清楚如果坦露自己作家（记者）的身份，很可能会受到额外的阻挠，因此，他给自己“伪造”了一个身份：在中国期间，他是新西兰的内裤商品大买家。罗布·吉德福同样坦言，常年的中国工作和生活，他已经学会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养成自我审查的习惯。

　　而曾著有《当东方遭遇西方》、现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的美国人贝淡宁，被该校学生邀请参加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讨论会时，第一反应便是：这不会是个陷阱吧？

　　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这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教他们更多。

　　吴芳思：中国文化有足够养分

　　通过《中国魅力》，吴芳思试图讲清楚，外国人眼里这个神秘国度怎样不断显露出本来面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亚宏发自伦敦 午后，大英图书馆员工咖啡厅非常安静，只有两三桌人在不同角落低声细语。阳光透过大大的玻璃窗打在身上，和手中的伯爵红茶一样给人暖洋洋的感觉。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吴芳思（France Wood）对这种宁静致远的感觉比较钟爱，“平时人要多些的，可是由于政府要削减经费，今天图书馆有些人罢工了。”她淡淡一笑说，好像很感激那些腾出空间的同事。

　　虽然不少同事都不在，吴芳思却要值班，好在她并不认为在故纸堆里寻找中国的工作有任何枯燥。一说到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这位淡黄色的头发里夹着银丝的女汉学家便兴奋地像个在海边捡到彩色贝壳的孩子。

　　被忘却的城市记忆

　　吴芳思对于中国的亲近，源自30多年来她和这个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吴芳思以语言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见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清冽的冬天，或是干热的夏日，她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老胡同、四合院、大榆树等带有浓厚中国韵味的街区。

　　如今，吴芳思每次去北京，都要去老舍故居、梅兰芳故居这样的地方看看，因为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掩映下，几幢青砖院落还能让她感受到当年的北京，回忆起自己的青春。

　　其实四合院只是一个缩影，在吴芳思看来，具有中国味的城市越来越少。拆掉了旧的建筑，而新的仿旧的又盖得太假。她捋一下头发，坚持说，“中国应该保留更多传统的味道”。

　　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的吴芳思反复强调着“中国特质”，然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但中国城市看起来逐渐变得和美国城市一样，就连吴芳思最熟悉的英国，也在逐渐“美国化”。

　　在吴芳思看来，与英国比，中国其实是不容易“美国化”的，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核会对外来的挑战给予有力回应。

　　“我在北大有个同学，那个时候美国货刚刚进入中国，我们拿了一罐可口可乐给他，可他就像看到毒药一样把可乐推得好远，说这不是中国的，不好。还是坚持喝茶。”不过用茶铸就的心理壁垒终究没挡住碳酸饮料的入侵。30年后，可口可乐的红色广告已经布满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成了年轻人的最爱。

　　吴芳思觉得，半大小子们被可乐占领了味觉，被好莱坞大片占据了审美并不可怕，因为她相信，随着这些人的长大，他们的价值观会有所改变，会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去寻求智慧。“中国文化有足够的养分，”她一边喝红茶一边说。

　　或许正是缘于这种自信，才有了新作《中国魅力》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