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内容书籍走俏 西方了解中国热情高(图)

这是一本颇为神奇的书。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刻画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人性，更在于百年后的今天。

　　“西方了解中国的热情持续7个世纪”

　　在吴芳思看来，《中国魅力》是一本供那些想更多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深入阅读的索引和导读的工具书。吴芳思试图通过这本书，讲清楚外国人眼里这个神秘国度是怎样不断显露出本来面目的。

　　《国际先驱导报》：到过中国，留下有关中国著述的外国人有很多，你是如何选择书中收入那些作品的呢？

　　吴芳思：在我工作的地方，还有我的家里，都堆满了关于中国的作品。对这些资料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说到选择标准，其实最简单的一条，就是找我喜欢的，认为能反映中国面貌的、有价值的材料。比如虽然有很多传教士留下了日记和信函，但我不喜欢这类材料，因为他们讲的大都是“我的教堂里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身边的中国发生了什么，缺乏宏观的视野。此外，有些很有名气，但我不喜欢的作家也没有被放进来，比如韩素英，我觉得她的看法不具有代表性。

　　Q：那么在时间段上有什么考量呢，你一直认为马可·波罗没去过中国，那为什么还选他作为开篇呢？

　　A：其实至今我也依然坚持认为马可·波罗没去过中国，但他的作品反映出14世纪前后，欧洲人对了解中国的那种期望。所以我认为马可·波罗去没去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书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对认识中国极度渴求的时代，这本书是欧洲人当时认识中国的一个总汇。

　　从马可·波罗那个时代起，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热情就没有减退过，只要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只要有内容就会被大家接受。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图书的原因。

　　Q：外国作家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己描述的有什么不同？

　　A：在描述方式上，中国作家更擅长在宏观脉络上把握，喜欢说大事件，而外国作家则更偏好于细节的描写。比如19世纪的外国人有机会进入宫廷，他会详细写出皇帝站在什么位置，他穿的什么衣服，他身前的桌子上摆着哪些东西，而身后挂着一幅什么画。这些最细节的内容在中国的史料中是不常见的。当然，这和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观光心态有关，可是恰恰对中国自身记载的内容有很强互补性。而且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本身就能对中国的变化起到补充解释的作用。

　　彼得·赫斯勒：寻路中国

　　住在北京，却从不写北京，而是对农村和小城镇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在赫斯勒看来，“北京不能代表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关注中国的英文读者应该不会对彼得·赫斯勒感到陌生——他的书摆放在美国大书店的中国区，《纽约客》《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报刊上也常有他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这个中文名为何伟的美国作家第一次引起中国人关注，是2006年由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

　　中国是第二故乡

　　彼得·赫斯勒最近一次来中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那时候虽身肩《纽约客》繁重的写稿任务，但他仍抽空去了北京怀柔的三岔口村和东城区菊儿胡同。

　　至今，三岔口村依然有他长期租住的房子，每两三星期他会给当地村民朋友打电话问候近况。“我已经在中国住了10多年了，跟中国有着长期的关系，虽然明年我会去中东，但五六年后会再回来中国，因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在涪陵、三岔的朋友，中国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6年，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志愿组织“和平队”第三批派往中国的志愿者，他在成都培训两个月后被派到重庆市涪陵师范学院“支教”。赫斯勒回忆说，作为涪陵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之一，他买东西的时候经常遭遇围观，“老外”、“洋鬼子”一些不礼貌的称呼令他很不舒服，但这也迫使他不得不主动跟中国人接触，进而在此后的10年里得以用笔来记录飞速变化中的中国。

　　结束两年“支教”后，赫斯勒回到美国半年，根据这段生活经历，他写了《消失中的江城：一个西方作家在长江边城的两年》，并委托代理人费尽周折得以出版。2001年，这本书获得诸多奖项。

　　“《消失中的江城》给了我自信。”满载信心的他在1999年春天重回中国，先是在《华尔街日报》做记者助理，工资不高，工作辛苦，他慢慢熬过来，“6个月之后，我的文章卖得多起来，《国家地理》、《纽约客》都要我的文章，那时我决定做自由撰稿人，我不要稳定的工作，不然没有时间写书。”他给报刊的文章每年不过三四篇，更多的时间用来写书。

　　2006年出版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记录了他从1999年到2004年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人物、事件，各种纷繁的线索被他娴熟地编制成一幅当今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写普通人更有意义

　　1999年，赫斯勒初次到北京，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小房子里，2000年搬到菊儿胡同，一住6年，2006年到2007年搬到雍和宫，同时，从2001年开始常常到三岔口村住一段时间。

　　住在北京，却从不写北京，而是对农村和小城镇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在赫斯勒看来，“北京不能代表中国”。

　　“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增的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需要学习很多新的技能来适应城市生活，有名的大人物不如他们有意思。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他们的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在这个美国人眼中，比起出名的大人物，书写那些在二三线小城镇里生活和奋斗的人们显然更有意思。

　　今年，赫斯勒的新作《寻路中国：从农耕到工业中国的旅程》源于他的三次长途自驾车旅行。2001年和2002年，赫斯勒在中国拿到驾照后决定去青藏高原，于是开车沿着长城往西走，从山海关出发，途径山西、内蒙古到陕西榆林，终于到达青海湖，他走走停停，一边采访一边给路人提供便车，耗时两个多月。2005年，温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贯通后，赫斯勒租车从温州出发，走遍浙江的小镇。这些对中国中小城镇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关注，也勾勒了《寻路中国》的雏形——高速公路对于中国城镇发展的影响。

　　《寻路中国》共分三部分，“书的结构是先写农村，再写到城市，这跟中国现在社会变化从农村到城市的进程类似。”赫斯勒说。

　　采访中，当本报记者告诉赫斯勒，有位中国读者正是读了他的《消失中的江城》才决定去从事NGO工作。“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不错的影响。我很满足了。”他显得有些惊讶。

　　美国人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三个身份中，你最想做哪个？

　　彼得·赫斯勒：作家吧，哈哈。我比较重视写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写作，那时候我喜欢小说，而我又比较喜欢采访人，喜欢研究。但我并不喜欢记者的工作，因为记者的写作没有创造性，文笔也不漂亮，工作节奏很快，压力很大，过于注重新闻重要性和时效性。中国是个特别的地方，这里的新闻跟普通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长期的改变过程。要告诉别人现在的中国是怎样的？必须告诉他们这个长期的变化过程。

　　Q：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写作对象？

　　A：选择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例如两年内我去了十多次浙江丽水，经常跟当地人见面和聊天，最重要是时间，去很多次才能了解这个地方。

　　Q：概括来说，你所有的书写中国的文字，围绕的主题是什么？

　　A：主题都一样，向美国读者介绍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是（介绍）好看好玩的，有意思的新东西。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

　　Q：美国普通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A：美国也跟中国一样领土辽阔，因而也比较封闭。一般的美国人很少旅行，都不怎么了解中国，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喜欢中国，还是冷战思维，觉得中国特别不好，完全不自由。但那些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每次都问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是重视政治，不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但情况也在好转。1999年我的代理人联系出版社，只有两三家签了我的书，他们说：“中国没意思，我们的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而现在，读者比较欢迎这类书，2006年《甲骨》非常顺利地签约了，《江城》有15万册，《甲骨》超过10万册，新书《寻路中国》还不知道销售量。

　　Q：对你而言，今天由一个外国人来书写中国的意义在哪里？外国人写中国与中国人写中国有何不同？

　　A：我写的很多东西，中国人习以为常，他们可能觉得没意思，例如我写一个女孩如何跟她的老板就工资讲价，我觉得很新鲜就写进书里，但中国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我比较喜欢描写细节，如果要给美国人介绍中国是什么社会，细节很重要。

　　Q：那你觉得自己了解中国吗？

　　A：这很难说，中国很大很复杂，我对中国一部分了解，一部分不了解，我对涪陵和三岔还比较了解。

　　Q：你如何看待以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为代表的世界对中国的赞叹？

　　A：他们有点夸张了。中国肯定在未来很重要，现在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但是精神的重要性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还不够成熟。

　　今天他们写的，百余年前都写过

　　【作者】丁扬

　　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在这前仆后继始终未曾断裂的书写脉络中，那些社会乱象、腐败、国人精神的麻木，并未随时间而消失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也许，任何以国度为名义的写作，多少都带有唐吉·诃德式的荒诞与悲壮——单薄的己力，细小的文字，一个人犹似一支队伍，书写之苦与辛酸，就在于这蚍蜉撼树般不自量力的对峙。

　　至于被书写，那总是一种莫大的荣光。反观我们的国度——以其五千年悠长而无法摆脱的沉重过去和奔向新生的迅疾姿态，中国毫无疑问值得任何磅礴或者精细的描摹，当然，她理应亦无惧误解、批判和愤怒。

　　然而，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在这前仆后继始终未曾断裂的书写脉络中，国人面对外来目光是否更自信？面对被塑造的种种自我，是否更从容？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所苦苦寻找的、关于中国的谜底，历史是否已经给出答案？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的人性》)来，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是多少年前，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关于《中国人的人性》一书的独白。

　　这是一本颇为神奇的书。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刻画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人性，更在于百年后的今天。面子、忽视公共精神、缺乏信仰……以及文中某处“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民族”，类似的剖析与审视俯视皆是，而这些“气质”，能令大部分人联想的，绝非鲁迅的糟糕时代，而是今天的、狂奔在GDP道路上的当下中国。事实上，回过头翻一翻那些最初的中国纪事——当年传教士们的手记、作家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等——那些社会的乱象、腐败、国人精神的麻木，并未随时间而消失。

　　这么说来似乎有些悲哀，因为无论怎样新的身份、新的调查方式的写作，事实上，他们所写的，一百多年前已经被这个传教士写尽；而我们所读的，也仅仅是一个在本质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中国。一个民族的习性与命运——这也许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

　　由此，现代书写中国的意义何在？这真是一个令人倍感虚无的问题。写作本身从来不应具有概括一个民族的野心，无论你的出发点带有怎样预设的立场或者企图，任何虚妄的赞美和预言都只能沦为时代的花边。写作本应是细部的描摹和勾勒，优秀的作家和记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你看那些被长久传诵的故事，从来都是微小的、个体的细节，正如读完《中国人的人性》，你能清清楚楚看到每一个面孔，翻开彼得·赫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你翻开的就是一座被淹没城市的命运。

　　当然，每一个精彩的故事，都在指向本质。(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