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触及深层弊端

　　赵作海案触及深层弊端

　　文/潘洪其

　　赵作海冤情得以洗刷后，商丘市政法部门成立专案组，立案查处赵作海案涉案人员的违法违纪和职务犯罪行为。当年审理赵案的三名法官已经停职接受调查，涉嫌对赵作海刑讯逼供的民警两人已被刑拘，一人负罪在逃。

　　如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所言，赵作海案原本有很多疑点，却出现了这样的判决，公、检、法机关没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疑罪从无”的原则，三家办案机关都是有责任的。具体而言，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虽然都有责任，但各自的责任需要做适当区分——公、检、法三方的权力关系及权力运行状况，决定了他们各自应当承担什么样责任，以及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据报道，赵作海“杀人”案被报送检察院审查后，检方曾三次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明确表示，如果不把证据做充分，该案件将不再受理。直到2002年八九月间，全国政法机关开展清理积压案件的专项治理工作，当地公安机关为尽快结案，将赵作海“杀人”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商丘市政法委组织了专题研究会，认为此案具备起诉条件，要求检察院必须于20日内将赵作海案公诉到法院，“要快办”。检察机关只能遵命办理。随后，法院经过简单的审理，对赵作海做出了死缓判决。

　　由此过程可知，在商丘市政法委介入协调之前，赵作海案并不存在必然走向错案冤案的可能，至少检察机关较好地行使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职能。但是，由于商丘市政法委组织研究、指令“快办”，检察机关不得不放弃原则，奉命受理此案并提起公诉，法院也不得不奉命“快办”，尽管留有余地判了死缓，仍然炮制了一个无比沉重的错案，给赵作海及其他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人生悲剧。

　　追究责任的前提是必须厘清责任，而厘清责任的原则，一是按有关部门及人员行使权力之大小，划分所承担责任之轻重，权力大者责任重，权力小者责任轻。二是根据有关部门及人员行使权力之具体状态，独立行使权力者需独立担责，未独立行使权力者无须独立担责。

　　首先，从权力大小的角度看，商丘市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对赵作海案进行“研究”，对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主导作用，甚至可以认为，三家办案机关特别是检察院、法院，基本上都是在按照专题研究会的意见办理案件，他们其实都是专题研究会意见的承“办”者和执行者。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对于赵作海冤案固然难辞其咎，但商丘市政法委组织的专题研究会，对于推动公、检、法机关违反原则办理案件，对于赵作海冤案的最终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关键责任。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作为赵作海冤案的承“办”者和执行者，他们行使了直接的办案权力，应当对错案承担直接责任；政法委的专题研究会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三家办案机关的意志，对办案行使了“领导权力”，有关人员理当对错案承担“领导责任”。

　　其次，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公安机关是隶属于政府序列的行政执法部门，检察院和法院属于司法机关。按照理想的制度设计，检察院和法院都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检察院的司法权表现在决定是否受理和起诉公安机关报送的案件，法院的司法权表现在对检察院起诉的案件进行判决，两者都应当对公安机关的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才能为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严格把关，避免出现错案冤案。赵作海冤案最终得以形成，直接原因就在于检察院和法院放弃原则、把关不严，但之所以如此，又是由于在政法委专题研究会的压力之下，检察院和法院不能理直气壮地独立行使司法权。既然检察院和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他们的审查、起诉、审判只是在行使某种“附属”的权力，那么，当他们的权力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对此独立承担全部责任，他们顶多只能承担部分的“附属”责任。要让司法机关对自己的司法行为独立而完整地承担责任，必须让他们真实无虚地享有独立而完整的司法权，舍此别无他法。

　　商丘市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有关办案人员是赵作海冤案的直接责任人，商丘市政法委专题研究会的有关组织者、决策者，则是赵作海冤案的关键责任人。对赵作海冤案涉案人员进行追责，不但要认真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也要严肃追究关键责任人的责任。而且，对后者责任的严肃追究，更有利于办案机关和有关方面从赵作海冤案中汲取沉痛的教训，也更有利于人们充分认识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痼疾与弊端，生发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

　　只有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公安机关依法办案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各项权利，防止类似赵作海案的错案冤案再度发生。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6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