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日报
背景：近年来，因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恶性案件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也使醉驾肇事的传统处罚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二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进一步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12月20日新华网)。然而，对于醉酒驾车是否应该一律定罪入刑，法律业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声音。
正方： 规范裁量有利于促进法制统一
杨涛
“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一审稿就作出了规定，不过，当时规定是这样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按照这一规定，醉酒驾车并不必然构成“危险驾驶罪”，接受刑事处罚，而必须要“情节恶劣”，与最新二审稿中醉酒驾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是有区别的。
别看这细微的修改，意义却非常重大。如果需要“情节恶劣”才能对醉驾定罪，在实践中，就会要求醉驾撞伤了人或者损坏了公私财产才处罚，那么就无法遏制日益泛滥的醉驾行为，设立“危险驾驶罪”的意义就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留下“情节恶劣”这一尾巴，就给权力提供了寻租空间，司法者对于“情节恶劣”就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可能一些情节确实恶劣的醉驾行为没有定罪，一些情节并不恶劣的醉驾行为被定罪。而二审草案去掉这一尾巴，则让醉驾一律定罪，有利于法制的统一。
不妨以醉驾接受治安处罚为例。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早就明确规定了“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
但在公安部的打击醉驾专项行动以前，有几人被拘留过呢？这除了执法不严等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留给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者可以“处十五日以下的拘留”，也就是他既可以处十五日的拘留也可以处一日的拘留。直至公安部下令“醉驾一律处十五日拘留”后，执法者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醉驾者被拘留的现象才增多，这才稍稍遏制了醉驾泛滥的现象。
现在，二审草案去掉“情节恶劣”的前提，醉驾者一律处以拘役，虽然司法者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拘役从最短一个月、最长六个月，但已经大大压缩了司法者寻租空间，自由裁量权更为规范，这更能体现公平、公正，促进法制的统一。事实上，在我国，执法者、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如果我们的立法能走在前面，先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公正司法，岂不是一件快意之事！
反方：行政处罚和司法审判难以衔接
游伟
醉酒驾驶行为在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例中，真正被严厉处罚的其实也不常见，即使是在全国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中，行政处罚的力度也视情节区别对待，各有差异，行政执法也不是一律“顶格”适用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在具体案件的讨论中，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对其中情节严重的，最重可处以劳动教养。而这又涉及到劳动教养的处罚对象问题，看来也不能任意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有理
由认为，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及威慑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刑法急于介入并规定醉酒驾驶一律定罪判刑，是否科学、合理及慎重、必要，恐怕依然需要细加斟酌。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醉酒驾驶毕竟是其可能肇事的实际行为的“先期行为”，究竟应当定为故意行为还是过失行为，从刑法学专业的角度上讲，无论是在法律规范上还是在个案的事实、证据判断上，可能都不能绝对化，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才能进行认定，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也确实与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决水等故意犯罪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将它作为故意犯罪中的“危险犯”、“行为犯”单独予以定罪判刑，一定也会引起不小的争议。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匆忙根据“民众呼声”，而不区分具体情节地一律定罪处刑，这样的立法思路和修法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合理，或者一旦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犯罪”范围，是否就能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持续高发的效果，确实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讨论。
此外，行政处罚与司法追诉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成本)同样存在明显差别。当醉驾行为被一律作为“危险驾驶罪”进入刑事诉讼领域时，从公安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当事人委托辩护，以及法院的一审、二审，乃至判决生效之后可能出现的申诉、再审等等，其消耗的社会资源，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及经济成本，会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行政处罚。哪怕是运用最节约的“简易程序”，其耗费也远远要高于行政制裁。这种“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关系，也是立法过程中需要很好加以权衡的。
我认为，刑法规范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以变应变”，但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刑事制裁与行政处罚在规范上的衔接、协调性，也是一项重要的立法原则。因此，慎重对待和仔细论证“醉酒驾驶”单独入罪问题，对于科学认识此类行为的违法属性、切实把握刑罚的功能作用，以及正确处理好行政与司法的关系，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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