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渠县救助站基地曾以3000元/年被转包(图)

基地曾有5名被救助者死亡

　　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表示，根据调查，在太平寨的救助安置基地曾经有5名被救助者死亡，其中两人为残疾婴儿，由李明华夫妇喂养，但很快夭折；另外3名成年人都是智障人员，一个死于脑溢血（本报曾经报道过的“3号”），另外两人死因仍在调查之中。而该基地于2005年曾经发生的一人被踹下山崖的命案，是当地人去太平寨玩引发斗殴所致，相关卷宗已从法院调出，与“安置基地”并无直接关系，主犯也已被判禁12年。

　　此外，渠县民政局局长王勇表示，曾令全案发生后该救助安置基地的6人已被转移安置到救助站，其中包括前两天才被转移的“5号”。

　　昨天下午，四川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已被停职）向早报记者介绍，2008年，该站出于“经费”问题将在太平寨设立的救助安置基地以3000元/年的价格，承包给该站护送股股长杨军义。但对于该基地场所以“休闲农庄”的面目对外营业长达7年之事，刘定明表示并不清楚。在该县昨天多部门联合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该县民政局局长王勇承认救助安置基地在具体管理人员运作中“变了味”。

　　据反映，杨军义与曾令全之间除此前曝出的“买卖智障工”外，还有请曾令全代为培训“智障工”等合作。该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沈晓表示，目前警方仍在进行先期的外围了解工作，试图逐渐突破，但杨军义本人目前只承认有已遭媒体曝光的“用工协议”。

　　“不是打人，是规范管理”

　　渠县救助安置基地前身为麻风病医院。2000年9月，经该局批准，渠县收容站在废弃的麻风病医院旧址修建了一个“收容站教育农场”，安置无家可归又有劳动能力的人。2003年8月19日，“教育农场”更名为“渠县救助安置基地”，由渠县救助站代管。王勇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整个达州的福利机构建设滞后，渠县福利院到现在才开始建，争取明年试用，所以当时就把原来的“教育农场”作为了福利院性质的安置场所。据介绍，该基地纳入了该县财政专款预算，但由渠县救助站作为事业单位独立核算，民政局平时并不干预。

　　达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登全介绍，整个达州7个县市中，只有渠县在救助站之外设立了救助安置基地，其余都没有，就连达州市也是去年才建有“福利院”，这也是当地唯一一家符合国家现行救助办法中对无家可归的智障流浪工等进行安置的标准场所。“救助基地在建立的出发点上还是好的。”王勇表示。

　　张登全强调，在救助安置基地的被救助者可以进行适当劳动，但是只能作为他们生活保障来源的补充，不能是主要来源，更不能借此盈利。

　　“渠县安置基地成立后，由于村民对占地有意见，在他们农忙时就会偶尔叫智障工出去帮忙。”救助站副站长杨旭表示。但他否认有据此收费的行为。

　　刘定明也表示，安置基地也就是让收留的“智障流浪者”在太平寨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种菜等，也是为了“日常生活”。对于管理人员用警棍等胁迫其干活、打骂智障工等说法，刘定明再度予以否认，并表示在2003年8月之前在收容遣送时工作人员曾配有警棍，但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上述工具都已经“销毁”。杨旭则表示，工作人员不是“打人”，而是“规范管理”。

　　以3000元/年转包经营

　　据刘定明介绍，该救助安置基地每年收留的流浪者平均有三四十人次，基本都是智障者，其中长住的有五六个，最高峰时段每天也没有超出20人。“对于这些人员，我们是按照最低生活标准的70%予以补助，每人每月直接拨付80元。”王勇表示。

　　据刘定明介绍，该基地除麻风病房之外的那栋主体建筑于2002年新建，“楼上住管理人员，一楼和地下室住安置人员”。在建设之初，该站曾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在那工作，随后由该站副站长杨旭（原办公室主任）和杨军义具体负责；2004年之后，安置基地由杨军义一人负责，并请了当地居民李明华帮忙管理。

　　“安置基地里有果树等，每年施肥等投入就达1万多元，收入上不尽如人意。”刘定明表示，“出于经费考虑”，该站从2008年起将该救助安置基地以3000元/年承包给杨军义。

　　李明华此前承认，该站经营“农家乐”已达多年，游客过来观赏桃花、梨花以及钓鱼玩乐等还收取10元/人次的门票。而早报记者在该救助基地二楼标间的简介中也发现该地从2003年5月1日起就以“休闲农庄”的名义对外经营。

　　对此，刘定明表示不知情，虽然他承认每年都会去基地两三次，但从未发现此类“异常”。面对早报记者缘何事实上安置人员住地下室、睡破床垫、吃生萝卜的质疑，刘定明表示自己“在管理上的确存有疏漏”，因此认同停职处理，愿意承担责任。

　　王勇承认，从现在暴露的情况来看，该安置基地具体管理人员在运作方面“确实有些变味了”，承包这个情况是不允许的。

　　地方救助面临双重困境

　　据反映，由于成果显著，杨军义此前就曾委托曾令全管教、培训救助基地的“智障工”；2006年，湖南耒阳命案将妹夫罗政牵扯进去后，曾令全开始拒绝帮其训练；于是2006年杨开始与曾令全签有“用工协议”，从曾家的“残疾人自强队”直接“买走”已训练好的“智障工”。该官方救助安置基地与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其实属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

　　张登全表示，曾令全和杨军义案发后，达州对辖内的7个县市进行了拉网式的检查，目前并未发现类似现象。张登全认为，由于新的救助办法对被救助者强调“自愿”、对救助站强调“无偿”，“你在街上看到流浪汉，还不能强制收留”，加上当地福利机构的缺失，“这就给社会上的一些人（指曾令全）带来了空间”。

　　“现行的救助办法，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针对的是"城市"里的，那么乡镇、农村里出现的流浪汉怎么办？这在机制上是个空白。”张登全表示，目前该市乡镇发现流浪者后采取的办法是向县级汇报，由县级救助站统一救助。

　　“民政设施在西部地区非常薄弱，主要是资金困难。”张登全认为，目前国家财政对西部地区一个县建福利院的财政拨款只有80万-100万元，并要求地方财政按1:1划拨，但实际上很多县市拿不出钱来，比如渠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2亿元，难以承担。

　　据介绍，在“十一五”末，该市各县已陆续开建福利院，主要用于保障流浪智障人员。但张登全认为紧靠政府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国家还应多鼓励慈善事业，同时也要加强社会责任，尤其是有智障人员的家庭不应歧视或遗弃他们，这样曾令全家中就不会出现将智障工送回家又跑回来的现象。 (来源：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