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压平。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凑合着睡一觉。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自行车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汉和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询问着。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三轮摩托车车夫。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着慢慢变凉了。他再没听谁说起见过自己的儿子，而他在广为散发的小卡片、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上所留的电话号码，更是从来没有人打来过。
“要不就算了。”有人这样劝他。老汉知道，这话的背后还藏着半句：“反正也是个智障。”他只能固执地坚持着，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希望却令他措手不及地降临了。
12月18日，正在泾阳县干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个“三摩”车夫的电话：“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何安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没弄错吧？”
“肯定没错。他自己说的，叫何文，家里有人在开挖掘机。”对方在电话里说。
挂掉电话，何安康马上打给父亲。何智民抱着手机激动地告诉老伴儿：“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因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这位兴奋的父亲找来同村的外甥，让他开着车送自己去高陵，接儿子回家。
按照“三摩”车夫电话里的信息，何智民来到了土地局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辆三摩的车斗里。他远远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车小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到了车斗旁边，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儿子”从车上搀下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细看看儿子倚在肩头的脸庞，却突然发现，本来个子挺高的儿子，现在站在旁边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细看了看自己搀着的这个年轻人：“这不是我儿啊！”
旁边的三轮车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说了，他叫何文。”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看：“还是不是啊！”
自始至终，这个全身脏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何老汉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想把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送去县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对方能不能接管。可赶上星期六，不是没有人上班，就是干脆进不了单位的大门。
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的何老汉只能决定，把年轻人留在原处，等着他的家人来找他。
到了晚上，折腾了一圈的老汉才一个人回到家。可已经准备好迎接儿子的老伴儿不干了。“你老了，憨了，还是眼睛瞎了？”老伴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人家说是儿子，你咋不拉回来呢？”
挨了骂的何智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难道我眼花认错了，真把儿子给扔在路边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个一晚上没睡着的父亲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摩托又跑去了高陵县。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老汉更慌了神。他骑着车子，一路向清洁工打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在县城中心的“东方红”十字路口找到了那个年轻人。
他跑过去，把对方扶到自己的车上坐好，仔细地询问了一会儿，这才弄明白。这个年轻人叫刘小平，他曾经跟何文在同一个砖窑一起干活。他告诉何老汉，在砖窑里的时候，他和何文约好，谁先逃出来就要通知对方的家人，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为“头脑不好”，被人一问，光记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给忘了。
问明白了这些，何智民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找到的的确不是自家的儿子。电话那头的老伴儿又哭了：“那咱娃还是没寻着啊。”
何老汉叹了口气：“没事，咱继续慢慢寻。”
|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