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板凳)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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