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人大“终审”更可靠

杨维立

　　厦门市政府日前宣布，将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若对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有异议，可以申请审查。这是厦门首次通过政府立法的形式将“红头文件”纳入社会监督视野之内(1月17日《人民日报》)。

　　公民可申请审查政府“红头文件”，此举拓宽了诉求渠道，生动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有利于通过公民监督，规范政府“红头文件”，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不过，“百尺竿头”总有更进一步的余地。厦门市新制定的这一《办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违反相关规定的，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审查申请；属于审查范围的规范性文件，市、区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自收到审查之日起30日内将审查结果告知申请人。尽管我们相信大多数政府法制机构能够公正公平地对待公民的申请。但毕竟法制机构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他们当“裁判员”具有无可避免的局限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抛开人为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因“身在此山中”而“当局者迷”，影响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的实际效果。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法制机构“一锤定音”，公民对于其审查结果不服又能怎么办？

　　正如一位西方大法官所言：“公平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平必须公开地、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申请审查政府“红头文件”的权利，我的建议是，不妨变“一审”终审制，为“二审”终审制，建立公民可向人大常委会“上诉”的程序。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红头文件”处于相对超然状态，由其负责“终审”“红头文件”，具有法定的权威性和无可比拟的优势。监督法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和“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等手段，对本级政府、法院、检察院进行监督。必要时，人大常委会可依法撤销政府发布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可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终审”有法律依据，能提高审查政府“红头文件”的质量，展现政府的自信和胸襟，也能体现国家权力主体的人民性的宪法原则，还能提高审查“红头文件”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