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等冤案证明刑事诉讼法中的“潜规则”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缘何成浮云

　　一旦公安机关走错了道，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只会一条错路走到黑。

　　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案，证明了这条我们刑事诉讼法中的“潜规则”

　　文|吴丹红

　　判决书中，振振有词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墨迹未干，为何立马成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先是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公安机关立案，确定案件性质，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固定相关证据，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这是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的基本流程。

　　可是，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居然没有查明此案有人顶包。等于说，基本的犯罪主体都错了，就侦查终结。

　　接着是检察机关。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主要负责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当然，最重要的是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可惜，平顶山市检察院依然没有发现本案的问题所在，也可能发现了，不愿纠正。在公安机关的侦查程序中，时建锋已被羁押，如最终发现是错误逮捕，便牵涉国家赔偿，甚至办案人员都要被问责。这是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和执行的公安机关都不愿看到的情形。

　　因为利益攸关，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配合而非制约。最后是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时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诈骗罪。

　　起初，刑法学者争论的问题是，法院适用的刑法条文及其司法解释是否正确。作为程序法和证据法的研究者，我关注的问题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怎么“审理查明”的？

　　有网友认为，问题出在主审审判长娄彦伟身上，因为他只是助理审判员，不能担任审判长。

　　我不这么认为。依据本案的定罪量刑情况，此案极可能是疑难、重大案件。这类案件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岂是一个助理审判员所能决定？

　　1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问责平顶山中院主管副院长，就可见其端倪，因为主管副院长是审委会成员，也是本案主审法官内部请示汇报对象。

　　在司法解释里，助理审判员也能担任审判长，只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情形：审判员不能参加合议庭；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娄彦伟很可能具备这些情形。

　　问题在于，谁担任审判长，最终都有可能这么判。时建锋被顶包了，自身又“认同”检察院查明的“事实”，且当庭认罪、悔罪，还不请辩护律师⋯⋯在这种不存在控辩对抗的庭审中，你让处于中立、消极地位的法官，如何去主动“查明”案件事实？

　　由此可见，我们的刑事诉讼，并非以法院审判为中心，而是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为主导。一旦公安机关走错了道，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只会一条错路走到黑。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案，证明了这条我们刑事诉讼法中的“潜规则”。■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证据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