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程维高与河北往事
本刊记者 陈磊
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晚年的程维高，很大的怨气是中纪委对他定性“违纪”，而在舆论上，他被刻画为一个腐败分子——“许多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远远超过对高级干部中一些经济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实，我也无话可讲，但许多媒体的文章中90%是伪造、编造的，凭主观臆断炮制出来的……”
这种说法，有些武断。
事实是，作为被报道的主角，没人采访过程维高。检索一下当年的报道，包括厚厚的3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录》、《我告程维高》、《李真盛衰记》，无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维高这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这所有都涉及程维高的报道里，他的‘声音’是缺位的，甚至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就是现实？”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发问。
幸好，程维高去世后，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留存了下来。本刊在常州采访期间，见到了这本带有自我辩护色彩的回忆录，也见到了一段程维高与河北的陈年往事。
进入河北：与一把手的矛盾
程维高是1990年7月，在辽宁、河北、河南三省长“转圈交流”中，从河南平调到河北的。之前，他对河北“知之甚少”，而这片京畿要地的复杂性在于，它是革命老区，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维高，和友人们讲过一个故事：西柏坡重建纪念馆，河北省向中央要钱，报告打上去，一直没结果。没想到，一个农民跑过来，说我可以帮你们要到钱，后来还真给这人办成了！
这个故事，被程维高和他身边的很多人解读为，河北人神通广大，很多干部都是“房屋顶上架天线”。
在这种情况下，57岁的程维高进入河北。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是“想不通，把一个干部从一个省的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省的领导岗位上，不作详细介绍，不讲调动的原因，不给明确的交待，这是党的干部工作惯例吗？”
后来，在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一贯雷厉风行的程维高，点名批评了秦皇岛。理由是，作为国内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却成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中的倒数第二名。”
“我的发言自己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参加会议的人却觉得非常震动。特别是对秦皇岛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的秦皇岛市市委书记丁文斌挑战。”
很快，他与当时的河北一把手发生了嫌隙——“我讲到河北干部精神不振奋、精力不集中，下面的干部反映省委用人不当时，领导的脸色当时就变得不怎么好看。”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退休官员向本刊回忆，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退休官员说，他亲眼看到，在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由于没话语权，发过言之后，程维高就走出会议室抽闷烟。
“面对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况……要千方百计避开监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设法见到中央领导。要见中央领导，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要通过很多环节……”
1991年下半年，程维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不敢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也不敢通过河北驻京办事处的人与上边联系，而是住进南京驻京办事处”，把中组部一位领导请到办事处，向其汇报。
后来，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后，事情调了个——“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 邢崇智的夫人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我家老邢。”
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邢崇智去世——2000年3月3日，73岁的他因患淋巴癌去世。人们传言，两天前，程维高原秘书李真被抓，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后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基于这种情况，邢崇智在1992年底离任之际，没有推荐程维高，理由是：一、(程维高)懂经济，但不懂政治，当省长合适，当书记不合适；二、不会搞团结，不能团结班子、团结人；三、工作粗，作风粗。
多年后再来看，这大体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即便是程维高自己，经过反思，也认为：“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可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并不认为邢崇智的不推荐有什么道理。
最终，中央出面解决了河北的问题。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维高接任河北省委书记——“4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邢崇智谈话时，中央对我十分支持，当着邢崇智的面说，河北的省长、人大主任由谁干，由维高同志提名，中央组织部要尊重维高的意见。而对邢崇智，中央则要求他离开河北到北京安置。”
接纳李真：秘书之外的价值
多年后，回忆起和邢崇智的角力，程维高形容为，“到河北不久，碰到了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遇。”就在这个时候，跟随他多年，从江苏跟至河北的秘书吴庆五，突然提出离职的想法。
老友陈源潮认为这符合程维高一贯的风格——工作中，雷厉风行，想象着手下人都应该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有时候，就会忽略手下人的利益诉求。不想，时代已经变了，个人利益的追求，光明正大。
那么，谁来接替吴庆五的角色呢？
在程维高的回忆中，最初他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时，“要通过很多环节，而且要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吴庆五为此做出了很大功夫。”此外，他也带着河北省政府的另外一个秘书李真去过北京。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据《李真盛衰记》记载，刚去河北的吴庆五，不熟悉环境，李真向其介绍很多政坛内幕，二人迅速成为好友。当李真得知吴庆五有下海经商打算，向其许愿：“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可以相互支持。”)
最终，在借调过来使用一段时间后，程维高“考虑到李真的长处，特别是吴庆五即将离开的实际情况，也就同意将他调过来”。没想到，调动李真时，遇到一点阻力——时任河北省纪委书记的刘善祥表示反对。
8年后，随着李真窝案的爆发，刘的这个行为被解读为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程维高的眼中，刘善祥是邢崇智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刘善祥“也没有说出李真有什么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真的经济犯罪当时并没有发生”。“从常州到南京，到河南，我用什么人当秘书，都是办公厅安排和我自己挑选的，谁也没有管过。”
对刘的这种干涉，程维高很是不快。
1994年12月，李真以程维高大秘书的身份出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4个月后，在程维高蹲点的平山县西柏坡乡下，二人发生了一次“争吵”。
那一晚，李真告诉程维高：“我不想再留在你身边了，我想下去锻炼锻炼，最好是去保定当个副书记。保定是个大市，工作面广，对我锻炼提高有好处，而且保定情况很复杂，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供您参考。”
程维高回绝了李真的这个要求：“你当副市长还可以，但不能进常委，当副书记，我是不会同意的！”
看到程断然拒绝，素有手腕的李真开始诉苦：“你到省委书记岗位上，我跑前跑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也不能当了书记，就忘了身边人呐！”
感觉到威胁的程维高勃然大怒：“我当书记，你跑前跑后，确实付出了很多辛苦，但你也要明白，我这个省委书记不是靠哪个人就跑得下来的。我同中央领导交谈，只反映河北的情况和问题，从来没有提出个人要求。”
“如果一个省委书记靠一个秘书就能跑下来，那这个党还成什么样子？！”程维高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李真跟他一直纠缠，执意要下去当市委副书记，他不同意，“争论到晚上12点，闹得很不愉快”。
“这也是只能发生在程维高身上。”程维高的朋友陈源潮解释说，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一个省委书记、一个服务他的秘书，两人会“吵一个晚上”，这必须联系程维高个人的性格来理解。
程维高说：“在一些问题未作出正式决定之前，我是允许身边人员给我参谋、同我争论的。李真这个人聪明，社交能力强，信息来源也多，所以经常跟他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虽然大闹一场，程维高对李真“并未十分厌恶”。
李真的感觉不一样，看到程维高的断然拒绝，在发生争吵6个月后，他通过北京的关系，从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平调进河北省国税局，任副局长。
到1998年，程维高退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说法是，二人“已经很少往来”了。
在常州采访，很多人提请记者注意一个细节：2000年春节，已经感觉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吴庆五，一起出现在程维高常州的家里。李真的目的是，希望程维高帮他要回一个案子，而天真的程维高竟问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钱？没有钱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凑一凑，借给你先去还账。”
“那个时候，程维高还以为李真只是拿了别人5万美元的事，说钱不够，可以帮他找人凑。”当时在现场的陈源潮说，“他真是太单纯了，哪里知道，5万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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