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程维高:一个被开除党籍省委书记的反思(图)

　　郭光允：“从未谋面”的举报者

　　在中纪委对程维高的处理意见中，有一条是，“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后来，这位成名的原石家庄市建委干部，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我告程维高》。

　　在书中，郭光允讲述，1987年，他发现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开始不断举报。后来看到李山林非但没受到处理，反而被提拔为河北省建委副主任，1994年，他就写信给程维高，举报李山林。

　　在信中，郭光允称，李山林选不上副市长是因为群众基础太差，但是这么差的人又被提升为副厅级，和副市长平级，全市甚至省里意见很大，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

　　让郭光允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么一封信，竟然落到了程维高的秘书李真手里。而这位气宇轩昂、肤色白皙的省委书记秘书，不止一次来过建委找李山林。在郭光允眼中，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后来，1995年3月18日，郭光允在石家庄街头遭人殴打。由此，他认定，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背后，“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从医院出来的郭光允，匿名写就《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祸首》这篇检举材料，分别寄给中纪委、河北省有关部门。信中列举了他认为的程维高老婆、侄子还有南京二建无偿给程家装修房子等问题。

　　“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郭光允后来回忆说，很快，由河北省纪委出面，他被叫到省军区招待所谈话，要求交代匿名信的问题。

　　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有关部门收审，关进看守所。1996年春节前，他被有关部门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党籍。后来保外就医后，他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在程维高的记忆中，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1994、1995年，正当我与南京二建关系的谣言在社会上盛传的时候，有关领导收到一封匿名诽谤信，诬陷我为南京二建拉项目、要工程、徇私舞弊。”

　　“我交给当时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去处理，并对他讲我们省委、省政府有责任维护北京的安全，省政法系统也应该维护省委的权威。政法委书记说，你不管这事了，我来处理，之后我就没再过问过此事。”

　　“后来，政法委责成省公安厅、石家庄市公安局同时进行调查，经市公安局侦察认证 ，匿名信是石家庄市建委一名叫郭光允的干部所写。此人……是有名的上访专业户。”

　　“省政法委书记考虑上法庭审判涉及领导干部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从轻处理，不打算给刑事处理，给一个行政处理即可。我问‘什么叫行政处理’，这个书记回答说，劳动两年。我当即表示，可以。”

　　“郭光允从宽处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劳教一年保外就医后一直通过各种关系上告我打击报复、制造冤假错案。为此，中纪委、公安部曾在1996年复查过这个案件，结果对原先的认定未提出任何异议。”

　　“谁知‘三讲’中支持郭光允与刘善祥勾结起来翻案。在第一次‘三讲’老同志座谈会上，刘善祥就迫不及待地为郭光允大声疾呼不平。”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2000年，李真窝案爆发，1990年以后到河北任职的3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经理都被抓，审查下来，并没有发现南京二建和程维高有违法的关系。换言之，当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落到实处。

　　后来，郭光允自己也承认，虽然告了那么多年的程维高，他并没有当面见过此人。程维高也反思道：“郭光允一事，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应该处理。而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是：对郭光允的问题在调查清楚、决定进行处理时 ，因郭光允所告的问题涉及我，政法委书记向我请示时，我应该向中央请示报告，或经过省委常委正式讨论，不应擅自表态。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强硬性格VS倒台

　　1998年10月，程维高从河北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专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9个月后，一项遍及全国的“三讲”教育活动展开，中央到河北的巡视组组长是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将军。

　　最初，程维高并没有对这次“三讲”教育活动有太多的重视，他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主要决策人物”。没想到，中央巡视组找其谈话，明确指出，“三讲”是“要剖析1992年以来工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前，在“三讲”动员大会以及省委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刘善祥已经讲了程维高的若干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以阴法唐为首的中央巡视组认定程维高很狂，河北“三讲”的主要阻力就在他身上。

　　多年后，程维高反思道：“我在‘三讲’中所以被动，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个性太直，容易轻信，又不愿买谁的账。虽然中央巡视组负责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省部级干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来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错误做法，把矛盾进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最终，和程维高本不熟悉的阴法唐将军，通过一次河北的“三讲”，成为了媒体眼中扳倒程维高的核心人物。后来，他还为郭光允所著的《我告程维高》写序，称赞其为“新时期出现的反腐败英雄人物”。

　　2000年3月，已经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被中纪委“双规”。这条爆炸性新闻，立即在河北官场内部引发轩然大波，作为李真曾经服务的领导，程维高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焦点。

　　“在李真双规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简直完全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许多人听说我的电话被监听，我的家被监视了，一下子电话大幅减少，家里也显得特别冷清。即使有人来电话，也是用探听的口气询问：你们好吗，身体好吗……”程维高回忆说。

　　“我心里清楚，对我的审查完全是同李真双规同步进行的。他们分三步逐步深入。开始审查我是否同李真共同犯罪……后来专案组又全面审查了我家属、子女。不仅对我儿子程慕阳所有的公司、公司的资金来源、来往、公司的经营情况，而且对他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及来源都作了审查。我女儿在北京办一家七八个人的小广告公司也作了全面审查。”

　　“在审查我子女的经营活动中，重点是审查了我有没有插手他们的经营活动，有没有利用我的权力为他们经商办企业打过招呼、做过暗示。对传遍全省说我拿了几千万回扣的南京二建在河北的大地公司，当然也是调查的重点。前后三任总经理以及石家庄原建委主任都因涉案被双规、逮捕。”

　　“其实在我当省长，当省委书记期间是没有敢向我送钱的。因为，许多干部都知道我的脾气，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会在公众场合把事丢出来，让他无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书记当了人大主任之后，却有一些干部为了感恩、谢情，给我送过钱。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但压力让直率的程维高难过。在李真案被查了近一年后，他主动找到中纪委的主要领导和负责李真案的领导，“又以写信的方式”陆续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信中，他大谈河北的宗派势力及干部矛盾。

　　2002年夏末秋初，中纪委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让其到中南海一谈。这位被程维高评价为“待人诚恳、厚道”的领导告诉程维高：你不是没有错误，应该讲清有关问题，检讨有关错误。当程维高要求这位领导明确告知什么问题时，这位领导讲，不可能，这是违反纪律的。

　　后来，程维高反思道，“这些谈话和信件，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集中到一点，就是你中纪委对我不应该调查。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后来，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我正省职级的待遇。当宣布时，我并没有感到震惊和难以承受，只觉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已经让我离开了。我有许多错误，确实也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为了从严治党，我服从中央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定，但对处理决定中的一些提法，我表示了一个原则态度，我说：我有不同意见。”

　　(本文程维高叙述部分选自其回忆录《我在河北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