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程维高:一个被开除党籍省委书记的反思(图)

　　布衣生活

　　回到常州后，程维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后定为“愚园”，自嘲愚笨的意思

　　程维高的生活慢慢融入常州老人的行列。张佩斐介绍，从政多年，没有了相关部门汇报情况，程维高依然保留了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每天早饭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浏览新闻。

　　作为从政五十多年的官员，程维高常说的一句话是：“我16岁参加革命，我们党、我们党……”和他相熟的沈向阳调侃他：“不是你们党了，是我们党！”程略一脸尴尬，随即大笑：“对，是你们党！”

　　“他和几个外孙一起做游戏，两个小孩在那里打闹，他就像个裁判员。那一刻，他特别的悠闲、放松。”沈向阳说，在他的印象中，从未学过高等数学的程，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做模糊数学，干事上，我喜欢微积分”，意味深长。

　　离开河北后，至死，程维高只去过河北一次。那一次，让他心中甚感不快——住在宾馆的两天，有部分朋友来拜访，更多的是避而不见。一位晨练的老人，认出他是程维高后，和他热情拥抱。这让他唠叨好久。

　　14年的河北为官，他无法忘记这个地方——朋友一起喝酒，他只让喝河北的板城烧；逢年过节，他会拿河北的大红枣送人。

　　他下午常去大众化的浴室泡澡，一泡一个下午，几元钱一张门票的那种浴室，和退休下来的老头们聊天、侃大山，自得其乐。

　　晚年他的另一个爱好，则是延续了当年常州建委主任时期的毛病，折腾房子——“这里放一个石头，那里挖一个鱼池，甚至连房屋外墙，他都去参考很多园林的建筑样式，费了不少脑筋，亲自画图纸。”

　　他的邻居吴先生说，从其搬进小区，几乎每年都能看到程维高在对房子进行改造。起初，房子风格是河北的，中间，改为白色的南方样式，最后，程维高将其彻底修成了江南的园林。

　　老友陈源潮回忆，回到常州后，程维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后定为“愚园”，自嘲愚笨的意思。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修园他也是在修心。”陈源潮说。

　　200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301医院，程被查出患有肺癌，心情十分沮丧。闻讯前往的陈源潮劝其不必畏惧，保守治疗看看，“将肺癌当宠物养”。听到此言，程又发怒了：“胡说！肿瘤就是敌人，怎么可以当宠物养？！”

　　在北京、上海几番检查后，医生们的建议是：不开刀，保守治疗。这也促成程维高进一步反思当年的做法，“哪里有非此即彼的敌人，当年自己工作狂的风格，是否忽略了下属们的利益呢？”

　　至死未改

　　去世16天之前，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退休后，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维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阳说，他曾问程维高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2001年，李真案发，媒体大幅报道，程维高曾亲自写出3万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领导，指出某周刊报道中“有15处地方失实”。被反驳后，通过中间人，他又与该周刊主创人员在石家庄协调。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达河北。有人向巡视组反映他的问题，他选择的不是座谈与协商，而是上书中央、直陈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讲”巡视组的矛盾。

　　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程维高被其定性：“(程维高)歪曲河北三讲教育的情况，拒绝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坚持错误，以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对抗巡视组及广大对他提意见的干部、群众……”

　　多年后，程维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圆滑”，如果违背性情说一些套话，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圆滑，还是要做人的忠诚”？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人比做官要紧。他说，我宁可这样了。

　　于是，曾和他在石家庄见面的某周刊记者，2005年赶到常州与他对谈。他先是介绍自家别墅的由来，再直接跳到民主问题，让该记者“颇觉意外”，因为，这与他对程维高的想象“相差太大”。

　　记者的问题也直截了当：“我在河北采访，多数人都认为你比较霸道，并不民主啊！”程并未表现出恼怒，回答得也颇坦诚，他说：“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

　　那段时间，程维高自制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熟悉他的沈向阳感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心里的压抑，且在有限的范围内，真的很可怜。再后来，江苏有媒体对他进行报道，他认为报道不实，起初要打官司，后在朋友劝说下，再次给中央领导写信，以求公道——“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吧。”他这样说。

　　当然，石沉大海。

　　2007年春节前后，心血来潮的程维高，自制了一张贺卡，散发亲友，上面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2003年中纪委认定我违纪，主要错误是‘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2008年春节后，由于肺癌的缘故，程维高开始经常和医院打交道。较真的性格依然处处体现。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有一味中药说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验，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结果，消息传到医生那里，很多医生不敢再给他看病。

　　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的他，给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本文得到常州“同学会馆”沈忠艰、“左岸公社”冯丹、文化馆陈吉安、凌宪松等人帮助，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