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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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25日，贵阳铁路枢纽改扩建工程（火车南站扩建工程）遇见“最牛钉子户”。 |
在拆迁的大潮中，又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和一个新鲜词汇：拆迁调解员。顾名思义，拆迁调解员，就是专门主持或参加房屋拆迁纠纷调解工作的人员。
最近几年，全国因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频发，强拆已逐渐成为世人集中讨伐的对象，并最终推动了新拆迁条例的出台。拆迁调解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拆迁调解员对避免强拆、化解矛盾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尚难断定。这一新兴群体的诞生，迎来了掌声与期许，但还尚显稚嫩，很多地方还急需探索与完善，而基于复杂的拆迁现实，外界对这个“婴儿”并不看好。这，预示着“拆迁调解员”将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下去。
斜阳西下，48岁的施雄依旧埋头端坐在办公室内。多个月来，他与同事们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让32名拆迁调解员的工作更有成效。
施雄是安徽铜陵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下称“铜陵拆迁办”）的副主任，去年7月6日，铜陵拆迁办牵头组建了铜陵市房屋拆迁调解中心，首批32名拆迁调解员上岗。
这32名拆迁调解员来源多样：警察4人，拆迁公司5人，市管部门9人，区县管理与拆迁部门14人。然而，铜陵市房屋拆迁调解中心却因此陷入了苦恼：没有财政资金，如何才能有效地调动拆迁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依公开信息，“拆迁调解员”这个群体最早出现在江苏南通港闸区，而铜陵市则最先正式对外喊出了“拆迁调解员”的名号。其后，聘用拆迁调解员的做法迅速被其他地方效仿。
截至目前，为推进房屋拆迁矛盾化解工作，江苏、安徽、湖北、上海、四川等省（市）的一些县市已成立了拆迁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站/室），专、兼职拆迁调解员陆续上岗。然而，多地均遇到了上述“铜陵式的苦恼”：如何通过健全机制，有效发挥拆迁调解员的工作效率。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经过罕见的两轮征求意见后最终公布施行，取消了行政强拆，而早在今年1月1日，我国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据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农”专家于建嵘认为，拆迁调解员这一新兴群体有其积极意义，但他强调，拆迁调解不能越俎代庖，拆迁纠纷还是要听法院的。
充当“第三方” 强调主动在性质上，多地拆迁调解员大都归属人民调解员；在工作方式上，充当第三方，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被动调解不同，借鉴民间调解的经验，强调了主动调解，具有预先性、非对抗性、灵活性等特点。
翻阅资料，就在铜陵市拆迁调解员上岗的8个月前，该市拆迁部门曾发生一幕惨案：2009年10月27日上午，男子倪某因家中房子拆除，怀揣一把剔骨刀来到拆迁工作负责人胡某办公室，用刀将胡某捅伤。
比起全国多地发生的自焚抗拆迁的悲剧，上述惨案尚难称惨烈，但铜陵市政府一些知情人称，这一惨案令官方愈加意识到化解矛盾的重要性。
铜陵官方也公开表达了聘用拆迁调解员的缘由：近年来，铜陵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建设、城市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由此引发的城市房屋拆迁矛盾也有所增加。
施雄说，拆迁办本身就行使着行政调解，“在成立房屋拆迁调解中心前，我们也曾考虑过拆迁调解员与行政调解的关系。”而为了理顺关系，铜陵市拆迁办还派人前往厦门等地交流了想法。
最终，铜陵确认了两者的区别：行政调解是被动的，依申请进行调解，而拆迁调解员的调解可主动介入，可将民间调解灵活性等优点与拆迁的特点相结合。施雄说，铜陵据此认清了成立房屋拆迁调解中心的必要性。
不过，施雄等人没有想到：去年7月后，聘用拆迁调解员的做法迅速被其他地方效仿。
2010年7月中旬，上海市成立了首家动拆迁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7月15日，武汉市发文称将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建立有效的征地拆迁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7月19日，江苏建湖县成立了房屋拆迁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11月10日，湖北黄石市成立了城市房屋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首批10名拆迁调解员受聘上岗……
早报记者发现，拆迁调解员上岗的地区，都基于同一背景：征地拆迁数量激增，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拆迁矛盾；初衷也相似：化解矛盾，预防拆迁悲剧。
除常州的“行政调解工作委员会”外，其余拆迁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站/室）均确定为：专业调解组织，独立、公正地进行拆迁纠纷的调解；在性质上，多地拆迁调解员大都归属人民调解员；在工作方式上，充当第三方，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被动调解不同，借鉴民间调解的经验，强调了主动调解，具有预先性、非对抗性、灵活性等特点。
征地矛盾亟待专业调解
公开信息显示，全国多地拆迁调解员聘用标准基本一致：有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及评估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人员。铜陵就因注重“专业”将一批退休的热心老干部排除在外。
在多地的政府文件中，将“拆迁调解员”列入了人民调解员的行列。而拆迁调解员作为人民调解员的一个分支的出现，标志着人民调解员正经历着一个跨时代的变迁：由过去的“大杂烩”加速向专业性领域分流。
“过去的人民调解员可以说是啥事都管，不过时代进步了，专业领域的纠纷，自然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调解员。”江苏赣榆县维权人士王为相说。
铜陵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张胜功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征地拆迁、医疗纠纷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大量涌现，“对于这些矛盾靠一般的区域性调解组织很难奏效，因为这类调解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往往调解工作事倍功半。”
2010年，铜陵市成立了医疗、交通运营、房屋拆迁等12个专业调解中心。这种人民调解员加速专业分流的趋势已扩展到湖北、四川、江苏、安徽、上海等全国多地。
各地的官方资料显示，拆迁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站/室）均从属“大调解”机制，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也存在着差异。
例如，武汉的拆迁调解员是由各区国土规划分局、各远城区国土规划局负责聘任，并解决办公场所、办公设施；而上海是由司法局负责聘用。经费上，武汉市明确：工作经费以及聘用的人民调解员所需经费，列入市、区财政预算，具体标准由市综治委、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其他地区尚未明确专项经费，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拆迁调解员属兼职性与临时性。
各地拆迁调解员也遵循了人民调解员的一贯宗旨：调解纠纷不收费。
拆迁调解员对避免强拆、化解矛盾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目前尚难断定。不过，它的出现至少从侧面证明地方政府已愈加注重柔性手腕缓冲矛盾，规避暴力拆迁与强拆悲剧的发生。
多种尴尬导致调解艰难
没有财政经费，调解还不收费，这造成一个尴尬的事实：拆迁调解员虽为聘用，但几乎没经济收入，令拆迁调解中心这一“专业调解组织”的专业性与积极性打了折扣。
铜陵市拆迁调解员佘敏说，拆迁调解中心（工作站/室）的优点是：更有针对性，专门专线工作，行动会更迅速，且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第一责任人，具体的职能部门扯皮、推诿现象少了。
不过，佘敏也承认，各地拆迁调解中心（工作站/室）尚需完善的地方还很多。
多地数名拆迁调解员曾向早报记者抱怨：干了活，没经济回报，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施雄说，这确实给拆迁调解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需要将双方当事人约在茶楼等地进行调解，但这笔茶水费不能报销；还有，拆迁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来回的路费，也没处报。”
施雄说，铜陵市综治委的有关文件中写明：各级财政为拆迁调解中心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然而，他们早已就此事向上提了报告，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
也是因为没钱没编制，拆迁调解中心（工作站/室）颇具“山寨”的感觉。例如，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有的甚至都没象征性地挂个牌；调解员们平时各自在所在的单位办公，有事情再临时召集在一起；标榜是“独立运行机构”，但有的调解中心与拆迁办人员重叠比例奇高，被视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没有归属感。”铜陵市一名拆迁调解员说。而江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拆迁办负责人说现在的局面是：“队伍很不稳”。早报记者发现，南通港闸区拆迁纠纷调解处工作站成立1年多来，先期公布的8名拆迁调解员，至少已有3人变动。
在进一步采访中，安徽、江苏的一些拆迁调解中心（工作站/室）的负责人都在感叹“目前流于表面的形式”，“具体的还是落实到各个街办的，工作方式与以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仅仅是从组织上的形式建立起来了。”
而迄今铜陵拆迁调解员参与的调解成效也不理想，据施雄介绍，前期介入的十余次拆迁调解进展艰难，其重要原因就是调解员的身份与调解权限并无具体法律规定，因而受到被调解方的质疑，尤其是其独立性难获认可。
截至发稿时，铜陵等地区已经注重了拆迁调解员的培训，但拆迁调解员还缺乏统一或硬性的聘用标准。于建嵘等多名学者指出，拆迁调解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更有利于和谐拆迁。
在采访中，铜陵、江苏等地的政府部门婉拒了进一步的采访：目前还没经验可以介绍。连日来，来自安徽企业的3名拆迁调解员（没有工资）更是不愿多提调解的事情，一人甚至一度将早报记者当成了拆迁咨询户，大喊：“你日后不要再打我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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