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思想家都到哪里去了？

　　《外交政策》评出的2010年思想家榜单让人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微不足道的时代，为什么2010年列出的知识分子相比于19世纪可能列出的类似名单要逊色得多？

　　英国《金融时报》1月25日文章：思想家都到哪里去了？

　　几星期前，我坐在办公室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时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旁边一墙之隔就坐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外交政策》每年都列出“全球百大思想家”。今年排在第37位的就是马丁·沃尔夫。

　　我敲开隔壁的门，祝贺我的同事。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必定要自我贬低一番，马丁也没让我失望。他说，2010年列出的知识分子相比于19世纪可能列出的类似名单要逊色得多。

　　这不只是谦虚。他的话有道理。一旦开始列名单活动，很难不产生一个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微不足道的时代。

　　必须指出，《外交政策》的2010年思想家榜单有点奇怪，因为名列前十名的思想家更以行动著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以慈善行为并列第一。接下来是贝拉克·奥巴马(第三)、巴西外长塞尔索·阿莫林(第六)，美国将军戴维·彼得雷乌斯也成了全世界第八大思想家。直到第12位你才发现一个以思想而不是行动著称的人：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

　　但是，随着名单往下走，真正的思想者开始占主导地位。有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政治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小说家(玛丽亚·巴尔加斯·略萨)和神学家(阿卜杜勒-卡里姆·苏鲁什)。尽管存在对英语地区不可避免的偏重，榜单仍有各个大洲的代表，包括中国一家媒体的总编辑胡舒立和高举法国知识界大旗的雅克·阿塔兰。 这群人很了不起。但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150年前可以编出的类似榜单。1861年的榜单可以从查尔斯·达尔文和约翰·穆勒开始———《物种起源》和《论自由》都发表于1859年。接下来可以是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狄更斯。而这只是住在伦敦或伦敦附近的人。在俄罗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创作，尽管两人都还没有出版自己最伟大的小说。

　　就算你像《外交政策》一样对政治家有所偏爱，昔日巨人和今朝相对而言的“侏儒”之间的区别也令人忧虑。1861年的榜单可能包括林肯、格莱斯顿、俾斯麦和加里波第。他们的当代对应者将是奥巴马、尼克·克莱格、安格拉·默克尔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虽然如此，1861年可能是特例？让我们再做一次，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1939年仍在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名单将包括爱因斯坦、凯恩斯、T.S.艾略特、毕加索、弗洛伊德、奥威尔、丘吉尔、哈耶克和萨特。

　　那么，为什么当代的思想家群体显得如此缺乏光芒？以下是几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你可能需要一段距离才能判断伟大的程度。或许只有回过头来才能看出真正的巨人。我列出的一些人在当时确实没有太大的名气，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尊重。马克思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狄更斯被某些同代人蔑称为不入流；奥威尔死后才名声大振。但是，1861年和1939年的大多数巨人在有生之年都是公认的大知识分子，有些人———如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还成为受到崇拜的名人。

　　第二种可能性是，熟悉导致轻视。我们身边也许有很多像昔日巨人一样伟大的思想家，但我们认识不到，因为他们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现代媒体文化或许导致知识分子过度曝光。如果穆勒经常在电视上出现，或者甘地每天在微博网站“推特”上留言5次，那么他们也许就显得不那么深刻、不那么了不起了。

　　另一种看法认为，学术生活的性质已经改变，变得更大众化。当代世界，更多的人有条件获得知识，有能力发表作品。互联网也使合作变得容易得多，现代大学则促进专业化。所以，当今知识进步的渠道也许是专家们的跨国合作，而不是某一位杰出思想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总结出某种伟大的理论。

　　此外，还有最后一种可能性，即尽管拥有那么多财富和新设备，我们这代人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作者该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新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