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亲生儿子卖气球被疑拐卖儿童老人带孙子玩耍被拍成乞讨图片福州一外来人口聚居地被变“乞丐村”

　　福建省福州市上蒲岭村，位置偏僻，房租便宜，很多来自河南、安徽、贵州等省份务工人员住在这里，他们大多以拾荒、擦皮鞋、卖气球为生，也有几户人家上街乞讨。

　　但是，这个村庄被莫名冠以“乞丐村”知名，亲生母亲被质疑为人贩子、老奶奶带孙子被当作乞丐村佐证……

　　村里的本地人评价这些外来人员说：这些务工人员都是弱势人群，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自尊……

　　本报记者郭宏鹏刘百军本报实习生范传贵

　　杨阿夭走了，带着一个不满4岁的儿子、两个前来过寒假的女儿，连同那个乞讨用的不锈钢碗，离开了福建省福州市。这一天是201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二，情人节。

　　在丈夫身故一年之后，冲着福建的冬天比贵州老家温暖，杨阿夭抛下4个正在上学的女儿，背着儿子，来到福州市。如今，“偌大一个城市几乎已摆不下她一只破碗”，她的心彻底寒了。

　　心寒的不止是杨阿夭一个人。在福州市岳峰镇鹤林村蒲岭自然村一个在几天前被扣上“乞丐村”帽子的村庄，村里的许多人正在为接下来的生计发愁。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连日来，这场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不断演化升级。然而，在其背后，一群以乞讨为生存保障的公民，却感到“自尊受伤了”；更有许多以拾荒、擦鞋、卖气球等为业的低收入者被误伤，以致生计难保。

　　卖气球妇女牵出“乞丐村”

　　2月10日下午，杨小娟(化名)的丈夫早早地就收工回家了，她像往常一样，带上简易装备，牵着大儿子，走向鹤林公交站。“小的背着重，所以一般要等我老公回来带一个，我才出发”。

　　杨小娟是要去福州市区卖气球。2010年11月，老家贵州的稻子刚刚收割完，杨小娟就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福州讨生活。“老公当搬运工一天能挣四五十元，我卖气球一天也能卖20来元。”杨小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赚钱是为了回贵州老家供孩子上学。不过，她不知道的是，她早已被福州市一家致力寻子服务的公益组织盯上，因为她两次带着不同的孩子上街卖气球，而且时常打骂孩子。

　　已是深夜11时，因为公交车已经停开，杨小娟拖着疲惫的身子，拉着又困又饿的儿子，一路走回位于福州市三环外的蒲岭村。两名寻子志愿者紧跟在她身后。

　　刚到村口，杨小娟发现有人跟踪，于是上前与他们理论。志愿者们质疑杨小娟牵的孩子不是她亲生的，要求她出示出生证明或户口簿。杨小娟拿不出来，只能带着志愿者们进村证实。

　　然而，这样也未能取得志愿者们的信任，他们报了警。与此同时，其他两名卖唱儿童也被人跟踪。这个山脚下的破落小村庄，因其居住着大量外来人员，且主要从事拾荒、擦鞋、卖气球等低收入行业，又多有两个以上孩子，立刻被关注。

　　两天后，蒲岭村被冠以“乞丐村”、“乞丐部落”之名见诸福州当地媒体和网络，并附有多张图片。

　　“他们有生活有自尊”

　　2月14日上午，《法制日报》记者来到蒲岭村。村民老林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不断地回头看记者。记者上前搭讪，老林获知身份后情绪异常激动，拉着记者往村里走，说：“来，要给我们村子正名啊。”

　　据老林介绍，蒲岭村被铁路和三环路分成上、中、下3部分。山脚下这块叫上蒲岭村，因为位置偏僻，房租便宜，且山上有柴可捡来烧，因此住了很多来自河南、安徽、贵州等省份务工人员，大多以拾荒、擦皮鞋、卖气球为生，也有几户人家上街乞讨。

　　“这几天几乎要把我们这个小村子闹翻了。”老林告诉记者，自打村子被曝光后，福州市公安局岳峰派出所即派出社区民警，联合村干部一起，对租住在该村的所有外来人员进行排查。排查中，警方发现村里20多个外来孩子没有相应的身份证明，于是决定对这些孩子与父母做DNA鉴定。

　　28岁的安徽女子胡静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从丈夫开的修车厂里赶了回来。几天前，她的女儿在家玩耍时被人拍照上网，为此她丈夫至今还在和婆婆闹矛盾。“我们都是正常的家庭，幸福美满，丈夫自己开厂，我也在服装厂上班，公公婆婆专职在家带小孩，怎么会是乞丐？现在网上到处都是，邻居看了议论纷纷，老家人要知道了更会嘲笑我们。”

　　和胡静静一样遭遇的还有另外两户人家。64岁的张翠兰甚至因此气出一场病来，拿着刚刚做出来的CT片要记者“主持公道”。

　　“他们都是弱势人群，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自尊，辛辛苦苦地赚钱，不能这么欺负他们。”老林自称是热心肠，虽然是福州本地人，但实在看不过去。

　　经记者与福州市公安局岳峰镇派出所民警证实，蒲岭村20余名儿童的DNA鉴定结果显示，他们均为亲生父母所带，并非被拐儿童。尽管如此，这个“乞丐村”的伤痕仍难以抚平。

　　乞讨者不知出路何在

　　杨阿夭是记者在采访时遇到的唯一一个乞讨者。今天上午9时，她选择了带着孩子离开。

　　2009年11月，她的丈夫因相继患上了肾结石、尿毒症、肺炎不幸去世，留下40岁出头的她和5个孩子。在贵州老家，6个人吃饭，却只有她逝去的丈夫一个人有田地，苦撑1年后，杨阿夭带着3岁多的儿子来到福州，经老乡介绍住进了蒲岭村。开始时，她以擦鞋为生，但要养活5个孩子，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难以支撑。

　　不久后，杨阿夭带着孩子上街乞讨。据其弟妹介绍，由于杨阿夭没文化，且身子不灵活，乞讨时只是在面前摆个碗，不住地向行人磕头。因为这样无法照顾儿子，她有时便将儿子放在地上睡。

　　“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呢？”记者问杨阿夭的弟妹。

　　“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她拨着手指把头埋下去。杨丽花，这个刚满28岁的女子，有着和她嫂子一样的命运丈夫患了传染性疾病卧于贵州老家，为了不让两个孩子被传染，她从贵州买了一个能够背着走的音响，不远千里来到福州，以卖唱为生。

　　“初中毕业，读书的时候就爱唱，现在只能靠这个生活。孩子没人帮忙带，出去的时候只能自己带着。”到福州才3个月的杨丽花，每天平均只有约30元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和丈夫的医药费，至今仍欠着房东几百元的房租。

　　这是上蒲岭村里难得热闹的几个白天，但这种热闹背后，却掩藏着杨丽花、杨小娟们焦躁无比的心。“前几天是出不去，这几天是不敢出去，怕连累孩子，连累房东。这样下去，真不知靠什么生活了”。

　　本报福州2月14日电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