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老二后怎么办？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落下最浓墨重彩之一笔的非中国莫属。正是在这辉煌的十年里，中国先后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直到2010年全面超过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日益对既有的国际实力结构形成实质性冲击。但是，当国人沉浸在GDP快速增长的兴奋中时，各种累积的问题所发酵而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不期而至，如何在下一个十年里适时调整发展战略，确保目前的发展势头得以有效延续，以避免重蹈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陷阱”和90年代的“日本陷阱”，则是所有国人应为深思的问题。

　　在新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宜将GDP追赶美国作为首要目标，而是要逐步减少对GDP的崇拜，甚至容忍GDP增长的适度放缓，认真审视过去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下大力气解决之，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增进社会发展的和谐。否则，如果任凭积累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中国一路奔腾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没有中道夭折的可能，甚至演化为难以承受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切实扭转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社会的贫富悬殊拉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谓的“拉美陷阱”，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能力解决好收入差距的问题，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导致周期性的政治动荡。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并且每年持续以0.1%的速度在递增，截至2010年已经接近0.5，而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种贫富差距的恶化程度仅在住房市场上就可见一斑。一方面很多普通居民连基本的住房保障都难以实现，承受着高房价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一批富人在住房市场上一掷千金，占据大量住房资源，许多城市出现了至今也没有统计清楚的惊人的空置率。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城乡二元格局至今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恶化。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里的大兴土木与农村基础设施的老化和社会生活的凋敝形成奇异对照。尽管“新农村建设”稍微提振了农村的发展现状，但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还没有找到一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有效道路。

　　在中国的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的形成原因中，很多固然是由于中国天然存在地域资源差异，但也有不少是源自制度上人为形成的壁垒和限制，比如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破除这些加剧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性障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超越“拉美陷阱”的必由之路。

　　减轻对外依赖实现自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充分发挥本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力推动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1994年中国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全面并轨，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意味着这种模式的开始；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种模式再次得到强化，并在近几年有步入极端的趋势，这种依赖式的发展模式不断累积了巨大的脆弱性。

　　如今，中国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来发生在美国，但是中国却感受到其巨大负面影响，异常积极地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而这些措施导致国内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正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因为美国的危机而经受了一场不小的“内伤”，给中国经济日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中国虽然成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班列车，但正是全球化带来的即时好处，让中国忽略了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国内市场的开发，而且，巨额出口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大量被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远远滞后于国家财富的积累速度，内需的长期羸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

　　尽管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快速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一旦这条道路走上了极端，就很容易暴露在全球化的风险之下。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黄金时代”，体现了中国加入WTO的“红利”。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外贸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新的十年，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背景下，中国难以继续依赖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应该努力培育和开发具有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开发，又牵涉到收入分配、国内经济壁垒等多重结构性改革，直接考验着中国执政者的领导力。

　　向金融大国转变

　　中国的GDP迅猛增长是以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加工业为主要支撑的。但真正的大国经济离不开蓬勃发展的现代金融，金融是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当今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国债的利率比中国还低，但仍然能够吸引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投资者纷纷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同时，世界65%左右的外汇储备也都以美元资产为主，这主要也是因为美国拥有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投资人能够在这里购买到品种丰富而且流动性强的金融产品。

　　由于长期的对内管制和对外封闭，中国的金融业一直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巨大的外贸出口催生了世界最大的外汇盈余，但因为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中国国民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只能依靠他国。缺乏成熟、开放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使得中国一方面用非常低廉的利率将巨额资金储备在美国的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另一方面又以高利率引进外国资金。而美国却通过来自中国的持续性资金供应，一步一步地缓解国内的危机。这也正是中国必须成长为金融大国的迫切性所在。

　　尽管由于中国自身的资源和要素禀赋决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不可能走向美国和英国那样的“金融立国”之路，但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全面提升金融产业，增加资本流动和使用效率，已经迫在眉睫。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金融中心，这是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否有效利用香港发达的金融产业，并培育上海和深圳作为两个本土金融中心，充当大国金融竞争的桥头堡，是中国下一个十年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

　　走资源节约型之路

　　中国过去参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资源优势，一是极为廉价而充沛的人力资源，二是包括土地和矿藏在内的大量自然资源。正是因为这两大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得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长为“世界工厂”。

　　但是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两大优势都将面临衰竭。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提前到来，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逐渐加强，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中国产品吸引力已经难以为继，近两年不断蔓延的“农民工荒”就是警醒。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土地资源也面临紧缺，大量的无序拆迁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紧张，不仅如此，各种矿产资源也面临枯竭，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对外能源依赖日益加深，这意味着中国日益从资源优势转变为资源劣势；同时，由于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其中的过度开采和过度排放，正使中国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生态环境成本”。

　　因此，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但日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仍然是中国的“老师”。作为一个地少人多、自然资源十分贫瘠的国家，日本正是依靠对国内资源的精密谋划，走“高精尖”的发展道路，进而实现经济崛起。如何

　　走资源节约型之路，提升产业结构，真正实现“技术崛起”，改变过去拼人力、拼资源的低端经济发展模式，改变就业市场上出现的“农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种畸形现象，日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总之，中国成为“世界老二”之后，技术含量更高的国际竞争(包括知识竞争、体制竞争等)也随即拉开序幕。中国经济崛起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是否有一种新型文明和价值的支撑。而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我们克服骄躁心态，不要在乐观中丧失“纠错”能力，而是要在冷静中不断探索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李巍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