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滥挖滥采：遗祸土地，触目惊心
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锡储量的六分之一。
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出现在云南个旧。
2001年，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突如其来的天灾摧毁了家园，可是，更大的痛苦却在洪水之后。
洪水冲垮了上游废弃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基本绝收，临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鱼虾绝迹，沿河地区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农田寸草不生，成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长老乡多年来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竟没有一个能通过体检关。
曾有调研专家估算，“毒水”将经刁江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将因此遇难，污染会很快蔓延至百万亩土地，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超过百年。
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知情官员，无能为力
科研机构，无可奉告
曾有一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告诉了记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就在前几年，这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
根据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湘江，全长856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如今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课题研究组还做了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而这些“超标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论文中还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锌的含量还要高于菜地。据科研专家介绍，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调查实验结果全部出炉，但是仅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未能在社会上公开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据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消息，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湘江再见清水指日可待”。
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
那么，这些“污染重灾区”的粮食是否流入市场，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记者致电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关检测项目，因此不能表态。
今年2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该站负责人员称，从仪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而言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中国新闻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
治理农地污染，要敢揭盖子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当地环保部门领导就曾亲口说：“重金属污染的情况，我真不敢告诉你。”有关部门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除了矿产资源滥挖滥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来源还有不少，譬如冶炼等重工业企业长期的排放污染。请注意，这里说的排放并非特指“偷排”，废渣废料乃至废气的自然排放，也会带来重金属污染。在沈阳市铁西区，历史造成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危害广、隐蔽性强且留存时间长，靠自然“降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真正治理起来，花费无疑是天文数字。这也印证了《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高官的说法：“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我们目前无力治理。”不敢面对的隐忧还有：被污染的1200万吨粮食，每年足以养活4000多万人，高官治辖所在地就是生力军。
镉也好，砷也罢，这些“毒粮”有没有进入市场？各地有关部门的抽检结果陆续公布，无非是“没有发现，不必惊慌”。1200万吨粮食，即使没有拿来吃掉，还能做什么？酿酒？喂猪？让人不敢往深了想。
不可否认，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孽债”有些是历史的无知使然。在东北某些工业城市，建国后曾经“发明”过用工业废水灌溉农田的做法，据说庄稼长势很好。不幸的是，今天许多地方，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重金属污染。专家警告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矿产开发政策，难辞其咎。如今频繁见诸报端的“癌症村”，就是重金属污染危害的一个佐证。
令人费解的是，至今重金属环境污染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关注，有否大张旗鼓的治理，更是让人蒙在鼓里。重金属污染治理，关乎民生甚至稳定，主事者可能觉得最好“少说多做”。然而，现实表明，对于需要拿鞭子抽着的环境污染治理，指望会有人悄悄地做好事不留名，简直是痴人说梦。
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国人的心理承受力已今非昔比。“捂盖子”式的思维，不但让生者稀里糊涂地吞下污染恶果，也保不准子孙后代仍要遭殃。事情既不涉及国家机密，又无关个人隐私，即使有再多的理由，公开都是最好的选择。唯有直面现实，才能激起彻底治理的动力，启发防治危害的智慧，也才能让普罗大众一颗颗悬着的心安放。（文 鲁云）
净化土地：中央给力，还需地方配合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18日透露，国务院近期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这也是国务院批复的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尽管该规划的详细内容还没有披露，但已经明确的信息是，“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到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资金将以百亿元为单位来计算。
整治的目标包括，到2015年，重点地区重金属污染排放的总量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地区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2007年。整治的内容既包括对铅、汞、铬、镉、砷等污染企业的整治，也包括对污染土地的恢复，以及对受害儿童的及时救治。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重金属的污染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人们的精力主要放在经济发展上，地方由于发展经济的要求，忽视或是对重金属污染视而不见。近几年来频繁爆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2008年以来，中国相继发生贵州独山县、湖南辰溪县、广西河池、云南阳宗海、河南大沙河、山东临沂等砷污染事件。2009年，重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群体性事件。国土资源部称，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2009年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报告上的数据显示，我国1/6的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壤面积至少有2000万公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称，食品中药物残留和重金属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潜在巨大。
其中，铅和镉污染问题突出，有36%的膳食铅摄入量超过安全限量，特别是皮蛋的含量比较高。国家疾控中心曾对1000余名0-6岁儿童铅中毒情况进行免费筛查、监测，结果显示，23.57%的儿童血铅水平超标。
重金属污染，不仅仅威胁着企业周边的人群，这个“隐形杀手”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我们的躯体。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正在承受牺牲环境、盲目发展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且由于重金属污染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几乎无处可去、无路可逃。
如果重金属污染现象持续下去，不仅人们的生命健康得不到保证，而且社会也难以和谐，那发展经济又有何用？重金属污染频频亮红灯，找寻解决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方法迫在眉睫。
“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到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资金将以百亿元为单位来计算，整治的目标包括，到2015年，重点地区重金属污染排放的总量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地区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2007年。整治的内容既包括对铅、汞、铬、镉、砷等污染企业的整治，也包括对污染土地的恢复，以及对受害儿童的及时救治。
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破坏环境无异于慢性自杀。我们不要带血的GDP，这是全社会的一致呼唤，不知某些为官者是否听见了，是否听进去了？现在，重金属污染问题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就得全力配合中央，铲除重金属污染这个恶魔，还老百姓生活安康与祥和。
破解农地污染，任重道远
“只有掐紧了准入、统一了管理、明确了监督，才能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遏制住。”罗仲伟的观点也得到了陈同斌的认可，“矿产不合理开采是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开矿，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大问题。”
罗仲伟认为，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利、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
罗仲伟认为，应该取消地方政府的矿业审批权，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参股矿业企业，建立矿业开采的利益协调机制。另外，在矿业监督上，罗仲伟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矿业实行监督迫在眉睫。
“虽然矿业管理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多方利益，调整和改革面临困境，但是，生命的代价也迫使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变，国家政策和专项治理也在不断加强，破解僵局并非难事。”罗仲伟表示乐观。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时间指日可待。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本文综合半月谈、中国经济周刊、新华网、人民网及光明网等媒体稿件） (来源：半月谈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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