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烨：现在是中国纪录片最好的时代

　　杨紫烨：

　　现在是中国纪录片最好的时代

　　不只是仇岗，很多很多地方，可能现在中国有几千个乡村都在面对这些环保问题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李雍丽 | 美国报道

　　200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用中文发表获奖感言的女导演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她就是杨紫烨。以艾滋病孤儿为题材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短篇纪录片奖。时隔四年，她的环保题材纪录片新作《仇岗卫士》再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杨紫烨生于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移民美国，攻读绘画与电影。20多年来，她说无论身在香港、北京还是旧金山，自己始终被认为是“外来者”，这也让她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华人的生存状态更加关注。她拿起摄影机，将镜头对准身处异乡的华人，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陆续拍摄了一系列相关题材的纪录片，《风雨故园》、《中国一二》、《声光转逝》等，这些影片在美国的PBS电视台陆续被播出。

　　因为拍摄《中国一二》，她在2004年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此后便将工作重心逐渐移到大陆，在六年间拍摄了纪录片三部曲：《颍州的孩子》、《彼岸浮生》，以及《仇岗卫士》。

　　她自己将这三部影片称为“对当代中国的一瞥”，她说自己坚持拍摄纪录片只是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此这声音才有被听见的可能，从而孕育出“改变的可能”。今后三年，她依然将坚定地留在大陆拍摄纪录片，发挥自己在东西方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作用。

　　近日，杨紫烨在美国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为什么拍《仇岗卫士》

　　《望东方周刊》：拍摄《仇岗卫士》的缘起是什么，最初是从哪里获得了这个题材信息的？

　　杨紫烨： 2007年，我拿了奥斯卡之后，有一个支持者问我下部纪录片想拍什么，我告诉他我想拍环保题材的东西。而他正巧是一个支持了很多NGO项目的华人。

　　他当时刚去过安徽，于是他建议我去看看安徽那边的几个做环保的NGO。我拿到这个信息是2007年4月，我就去了。本来想看看就好，然而故事就慢慢开始发生了。

　　那个时候，有NGO去了仇岗村，作环保基础知识的普及，并在当地的小学开设环保宣传的培训课程，进行环保意识的推广。时机刚好，所以，当时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去拍这个东西。

　　然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纪录片就是这样的，你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就要一直跟踪下去。其实，当时我不止拍摄仇岗，也想拍淮河的。但整个两三年之中，仇岗的故事是最长的，有故事性，很完整，所以，最后决定用仇岗的故事。

　　《望东方周刊》：影片拍摄前做了多久的前期调查？是否邀请了环保方面的相关部门和专家参与？

　　杨紫烨：前期的调查做了几个月吧。当时去了很多地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做前期策划，后来因为找不到资金，就没有做下去。但是有一个支持者支持了这个纪录片。

　　做前期调查时没有请官方的专家，我们当时有王灿发，他是水污染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跟“自然之友”、还有一个“淮河卫士”组织一起聊了很多。

　　《望东方周刊》：拍摄过程中，你们和当地村民、政府等的沟通情况如何？

　　杨紫烨：村民其实很喜欢我们去拍的，我们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已经有村民站出来（表态），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站出来，一点都没有闭口不谈的意思。

　　我们拍的时候很低调，也没有村子里的干部来阻止我们。但去某个工厂拍的时候，他们不想接受我们的访问。拍摄的前两年，工厂都没有关闭，我当时很担心，如果那个工厂再生产下去，村民就永远被污染影响下去了，这个故事也没有希望了。到这个工厂关闭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等了三年才完成了这个故事。

　　起码有个声音出来了

　　《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一个现实两难困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有些贫困地区，甚至会有“宁可不要青山绿水，也要建工厂，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地方就业”的真实想法。你对此怎么看？

　　杨紫烨：每个国家的进步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也正在经历着相同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发展太快了，这个代价就相对更大，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虽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农村还处在一个欠发达地区的状态，其中有很多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缺乏文明的概念，不懂得如何去保护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道德的问题—— 工业企业有没有道德责任感，对于村民的权益是否尊重也让人存疑。

　　《望东方周刊》：我在影片中看到，NGO在普及基本环保理念上的努力，国家也有相关法律提供保障，但具体实施时在地方一级出现问题。你认为用基础教育加法律保护就能解决这个环保问题？

　　杨紫烨：当然不可能。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我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我感觉是慢慢去改变吧。当地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是仇岗，很多很多地方，可能现在中国有几千个乡村都在面对这些环保问题。我只有希望有更多的NGO给他们一个基础的环保认知，也能够培养出像张功利（影片中的人物）这样的人出来，帮助村民。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是有机会去做的。

　　《望东方周刊》：NGO和村民的努力，都是民间力量的努力，你有没有想过由上而下可以做些什么呢？

　　杨紫烨：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建议。但是，你看微博现在多么有影响力啊，以前是不可能的。起码有个声音出来了，你起码要听见这个事情，政府也马上要做点事情。我想这会是一个过程吧，不可能一部片子改变很多，但是起码危机意识会被提醒，有人会对环保的问题发生关注。这是第一步。

　　《望东方周刊》：你的这部影片整体像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去挖掘一个新闻，你在制定拍摄计划时就已经想到要从民间力量这条路拍摄，还是也将政府的角度纳入考虑过？

　　杨紫烨：村民跟工厂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很多细节拍出来后表现有限，如果写文章很多微妙的东西就可以写出来。

　　我当时想要拍摄政府方面的，申请了几次，没有访问到。我们不是中央电视台。所以，我们就是以从下到上的角度去拍。

　　《望东方周刊》：影片的最后成片长度是39分钟，原始素材拍摄了多少？哪些内容被剪去了？

　　杨紫烨：包括整个淮河的部分有80多个小时，其中仇岗的有40小时。当时，我是在纽约跟我的搭档Thomas一起剪辑的。在纽约剪辑，可以比较客观，不希望有其他的想法影响我。

　　剪片的过程中，自己可能无法客观判断这个影片，因为做的过程中你太关注整个事件本身了，很多东西看不清楚。还好有很多人给我们意见，人家站在事件外来看，反而能给出很多中肯的意见。我们剪了40个版本，在北京的时候又剪了十多个版本，在2009年的时候剪了一个初版，然后（仇岗）那家工厂关闭的时候又去拍，2010年9月底完成。所以，整个剪辑过程是五个月。

　　初版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小时，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太以拍摄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解释清楚发生的每件事情，剪了很多版之后觉得它是不对的。最后，我们决定不去阐述每个故事，而是从村民的角度来讲述故事进程。就又重新剪辑了。

　　对当代中国的一瞥

　　《望东方周刊》：从2004年至今，你已经陆续拍摄了三部关于中国大陆的纪录片。

　　杨紫烨：这三部电影，就是对当代中国的一瞥，观察中国在现代化（modernity）进程中的状况。我当时移居北京就是为了拍《颍州的孩子》，还有就是做一系列的公益广告。我一直很希望拍摄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所以就同时拍了《彼岸浮生》。

　　我到北京的前两年基本没有休息，365天，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2点，就是这样的疯狂，我希望能在这几年之中真正拍很多东西。所以，我都这样告诉人家，我在中国的三年好像是在美国活的12年。

　　《望东方周刊》：你的整个创作团队有多少人？作为导演，拍摄期间你一般有多少时间在实地参与？

　　杨紫烨：这三部影片中《彼岸浮生》我自己投入最多，影片的前期我作了很多关于已婚同性恋的调研。

　　我们的团队比较小，一个调研，一个摄影师，还有我在纽约的同事Tom，四个人。拍摄过程中我在实地大概有五六次。在仇岗，太多人去了会不太方便，有很多关注我们的人，我们得非常低调 —— 有很多人都不喜欢我拍这个片子吧。尤其是拍了《颍州的孩子》之后，很多人会关注我在拍什么。

　　拍《颍州的孩子》，我去拍摄现场比较少，但是，所有的决定，包括要拍什么东西，都是我做的，我和摄影师一起看影片，所有素材我都要跟他讨论。

　　所以，我不在现场，不一定有大问题。当然，我希望我每一次都在，但是拍农村的时候，用当地的摄影师比较方便，这是我在中国拍片子的一个感受，在中国拍片的一个困难是和当地村民的沟通⋯⋯在国外拍摄我每次都在现场。

　　我和摄影师每天都沟通，他每一次去之前，我都在电话上进行指导，要拍的是什么。拍《颍州的孩子》，我在现场的时候，小孩的每个很细的东西我都看到，但是他们看惯了大陆农村，就会没有特别的感觉。我看到的角度是一个外来者旁观者的角度，和他们不一样，比较细一点。

　　现在中国改变这么快，有很多故事可以拍摄

　　《望东方周刊》：以后会去做一个有所限制的作品，还是题材自由但只能给小众看到的影片？

　　杨紫烨： 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很好的纪录片，现在的时代是在中国拍纪录片最好的时代，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我的角度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华人的角度，可能和大陆同行的角度是有不同的。这里的一些纪录片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往往看不明白。我感觉我是跨两面的—— 可能是给国外的人看得更明白一点——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想把中国大陆的很多问题讲清楚讲明白，而不是去评论。我只是想要说明、呈现现实。

　　《望东方周刊》：如果你的影片不能在中国大陆通过官方渠道被更多人看到，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杨紫烨：2004年到2008年的四年中，我们最重要的是作了公益广告，我们跟卫生部合作了四年，公益广告30秒，在中央台播了很多次，对我来讲，这个重要很多。这个30秒在中央台的播出影响力可能比我的纪录片影响更大。

　　当然，我希望这个片子可以公开播出，我想，下个片子我可能要去争取拿批文，这样就可以在大陆播出。

　　《望东方周刊》：现在你是否还会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未来的工作重心会放在大陆？

　　杨紫烨：我不考虑了。在大陆，大家老是问我，你在国外的生活怎么样？我感觉永远当我是外来者，在香港也以为我是外来者，在美国也一样。

　　现在中国大陆改变这么快，有很多故事可以拍摄，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想以后的三年我都会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