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中国开启汇率改革之后,中国制造业将丧失竞争优势的呼声便不绝于耳。然而截至2010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20%,中国制造业生存状况依旧。
如今新的挑战来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双双上涨。以成本优势闻名于世的中国制造业这次能否继续获得生存的空间?中国制造业又将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为此早报采访了一系列的厂商以及专家,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
早报记者 李跃群
在2010年接连发生富士康跳楼事件和本田罢工事件之后,“涨薪”是中国的制造业基地2011年的“关键词”。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用工荒”之声四起的传统制造业基地纷纷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在长三角,上海计划从4月1日起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120元调整到1280元,江苏省的涨幅更是高达18%;浙江省则宣布“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与人均GDP联动增长。
在珠三角,3月1日起,广州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由1100元调整为1300元;4月1日起,深圳市最低月工资标准将由1100元提高至1320元。就广东全省而言,这轮始于3月1日的调整风暴,令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18.6%。
不仅是这些传统制造业基地,在宁夏、山东等地,最低月工资标准也纷纷上调,且平均增幅更为惊人,其中宁夏为24.9%,山东为26%。此外,重庆、吉林等地也有意再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伴随着涨薪潮,一场有关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罗生门”正在上演(编注:所谓罗生门,可简单理解为各说各话难解的谜题)。
“涨薪”难解用工荒
尽管多数企业已经预料到今年的用工成本增长,但这一声势显然仍令其有措手不及之感。
位于江苏的光伏企业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谢平称,虽然物料成本占了公司总成本的80%左右,但国内人力成本的逐渐上涨也将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一项支出,“尽管现在人力成本占公司整体成本还不高,但今后情况不好说。我们公司有上万名员工,今年江苏要求员工薪水至少要提高18%,这对公司是一种压力。”
涨薪潮下,一个尴尬的现实正在凸显——因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浪费,令人咋舌。
劳动力成本上涨在中国并不是新现象。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研究表明,至少十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就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印尼为1.5%,泰国为零。
《金融时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人目前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400美元,是印尼工人的3倍、越南工人的5倍,但仍远低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的水平。
然而持续增长的工资并未缓解近些年来加剧的“民工荒”。
“今年招工比较紧张,现在还是有不小的缺口。”位于浙江省慈溪市的飞龙家电集团(下称:飞龙家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焕江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认为,在温州,今年用工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长期研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深圳社会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称,这不单单是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连中国内地现在也出现了。”
刘开明认为,出现民工荒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复苏,“中国的加工业已经快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了。现在出口继续增长,比去年增长了30%以上,已超过2008年的水平。中国的出口很多是劳动密集型的,所以自然对劳动力有了更大的需求。”
在刘开明看来,需求是在增加,然而这几年投入市场的新增劳动力尤其是“90后”却在逐渐减少,使得供需矛盾更为明显。
“工资缺乏吸引力,城里人不愿意做,年轻的农民工也不愿意做。而目前的户籍制度,加大了劳工的不稳定,流动率正在逐年增加。农民工在不同用工城市间的不断流动,势必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刘开明称,“因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浪费,我们统计下来高达30%。”
用工荒+就业难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为什么近些年在东南沿海普遍出现了‘用工荒’,而在大中城市又一直存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问题呢?” 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提出。
不过,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提供的数据,目前农村人口在全国仍然超过50%,劳动力依旧充裕。中国的民工荒问题并非人口结构出现变化所致。
大量的劳动力和岗位不匹配,是导致民工荒的根源——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结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仍然会达到2400万到2500万人,比“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还要略多一点,总量压力依旧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变客观上要求更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人。
“比起普工的不足,技工的紧缺更令人担心。”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说。
冯丽娟注意到,考虑到用工量大、员工流动率高,甚至可能出现集体离职现象,不少制造业雇主已经做好长期招聘的准备,即企业将长期、持续招聘,并作适量储备。
全球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韬睿惠悦咨询公司(下称:韬睿惠悦)3月1日发布的《最新人力资源趋势》称,通过对227家公司进行调研发现,2010年各行业员工实际离职率为24.6%,较2009年又上升了5.2个百分点,其中基层员工的离职率高达到35.3%,较2009年提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
“人员频繁流动的问题在短期内很难有好的解决办法。”韬睿惠悦咨询公司中国区奖酬业务发展副总经理兼首席顾问许文宗特别提醒职场新人和仍处于基层的员工,跳槽固然会在短期内提升薪酬数字,但并不利于他们长远的职业发展。
原材料成本之困
除了需要面对不断走高的人力成本,中国制造业还面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带来的原料成本上涨压力。
根据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roduct Price Index,下称PPI),6.6%的这一上涨幅度创出了24个月以来高点。而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12个月在4%以上运行。
PPI反映的是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如果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的是居民所需面对的物价压力,则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的PPI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面对的成本压力。
由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年报还未完全披露,因此目前无法通过对比过去两年的年报总体状况,判断企业盈利是否受到成本上涨的影响。
一位不愿具名的会计师告诉早报记者,通过其公司这段时间审计下来的企业来看,无论是物料还是人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的制造企业都受到了影响。不过由于企业内部的账目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点,要给出具体影响有多大,非常难说。但总体感觉还不错,没到影响生存的地步。”
然而,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给出了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比较艰难,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原材料都在涨价,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从去年底开始,我们这里中小企业的利润几乎就快没有了,毛利率在1%~3%之间,再加上加薪潮和节能减排的压力,现在企业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不少中小企业是在求生存。”
“在物料成本上,不同行业不一样,有的占到了总成本的30%到40%,有的更高。人力成本方面,因为用工荒,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温州今年招工时工资大概已经加了20%了。可即使这样,还是招不满工人。”周德文称。
周德文称,为了应对成本的上涨,不少温州的中小企业开始走向联合,以降低成本;有的则通过期货市场,希望能够提前把成本固定下来。
“现在不光物料上涨,人工也在上涨。为了应对,我们产品的出厂价也跟着上涨。我们确定的高出的销售价,正好可以覆盖掉成本的上涨。我们不能做赔本的买卖,水涨船高很自然。”浙江慈溪的飞龙家电董事长王焕江表示。
王焕江称,由于飞龙家电是进入家电下乡计划的,因此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老百姓觉得有补贴、实惠,就会去购买。我们涨价也不会去涨家电下乡部分的,因为国家政策规定这部分是不能涨的。我们只对批发商、零售商涨价。”
王焕江坦言非家电下乡部分的涨价对公司的销售是有一点影响,但不明显,“不过如果售价长期上涨,就不知道客户能否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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