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一名在城市当保安的农民工说，希望代表、委员们能够关注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待遇问题；希望关注他们家乡的环境问题。新华社发
“民工荒”与“用工荒”，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有分析说，还真有区别，民工总量并没有减少，但打算让你用的减少了，而且这“用工荒”缺的，不仅是低端劳动力，各种层面的劳动力都缺，“用工荒”更能表达企业老板们的心里，真的发慌了。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对当前的就业总体形势作出了描述：“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
在目前这场不同寻常的“用工荒”中，“结构性用工短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权威数字透露中国不缺劳动力，一方面许多企业高喊招不到工。
2010年这个春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发生？又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缺工！缺工！缺工！ 今年形势更紧张更突出 今年的就业形势，比往年更加严峻。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网聊”时透露：“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就多达一亿五千万人，城市待业人员多达两千四百万人，其中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是历年最多的，要达到六百三十万人，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就业形成很大的压力。”3月5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0年的工作目标：“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中央财政拟投入433亿元用于促进就业”。
可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和用工企业时，却看到另一番景象：
绍兴上虞新天龙集团一位负责人说：“目前已经招了五六百人，但缺口还很大，整年来看，2000个也不嫌多。”
宁波市就业管理局公共就业服务科科长陈发泉说：“现在宁波最缺的就是电子企业的工人，电子企业招聘现在一次性都是要招1000人、500人，少的也要招100人。”
金华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助理葛根华说：“预计全市的用工缺口近6万人。”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今年春季以来，温州中小企业都反映招工非常困难，未来两三年缺口大致在70万左右。”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说：“浙江本省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41岁，老化严重，急需外省劳动力补充。据统计，包括浙江在内，长三角用工缺口上百万！”
“用工荒”背后的复杂变局 民工全面换代、经济格局调整、人口红利下降、职业教育缺失
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往往用“民工荒”来形容这种现象。但在今年，大家更多地开始用“用工荒”来形容。“民工荒”与“用工荒”，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
有分析说，还真有区别，民工总量并没有减少，但打算让你用的减少了，而且这“用工荒”缺的，不仅是低端劳动力，各种层面的劳动力都缺，“用工荒”更能表达企业老板们的心里，真的发慌了。
全面换代的农民工
现在，恐怕每个企业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今的农民工们，究竟希望得到什么？
虽然体会各有不同，但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今天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60后”、“70后”的工人们，注重的是“我不怕辛苦，只要能赚钱”；但“80后”、“90后”们，就觉得“我不要钱太多，但是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好玩”。
“从深层次讲，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荒！”杨建华认为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相对贫困，“农民工的安全就业权、薪酬谈判权、劳动休息权、发展机会权、向上流动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第二代务工者，比上一代人更有文化知识，更懂法律知识。他们对法律的意识比较强，希望能够按照劳动合同法来执行。可现在许多企业，劳动合同法是没办法很严格执行的，所以产生了冲突。”周德文说。
大幅调整的经济格局
宋玲璠在回四川眉山之前，一直在外地做食品推销员兼保险销售。去年在家乡土地、贷款等等多重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他决心回家创业。如今，他的蔬菜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成占地600多亩的种植基地，年利润超过150万，还吸纳了曾经年年外出务工的70多位老乡。宋玲璠说：“农民工在我这里，一个人纯收入是一万多块钱，应该不低于在外面的收入。”
去年以来，中西部许多劳务输出大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本省的农民工就地创业和就业，从沿海地区分流了大量农民工。
即将面临拐点的劳动力供给
此外，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专门针对中国此番“用工荒”撰文分析。文章最后写道，从长远看，“用工荒”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将要面对的，而且很可能还会发生规模更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而这才真正是中国的大难题之一。
虽然如此结论在更多的学者看来有些夸大其辞，但萎缩的劳动力数量也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所长蔡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预计大概在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是0了，在那之后就是负增长。”
职业教育的严重缺失
“用工荒”同样暴露了中国教育的严重弊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且功利性太强。
“一方面是就业难问题没有解决，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浙江某大学招聘保卫处员工，竟要求应聘者拥有研究生学历，而农民工就业困难也没有完全消除，”杨建华表示，“另一方面是浙江经济迅速回暖后，不仅缺低端产业工人，也大量缺熟练工人和技工。”
谁来改变农民工的命运 从“全面换代的农民工”到“大幅调整的经济格局”，再到“即将面临拐点的劳动力供给”，这就是如今“用工荒”背后的复杂变局。显然，当下中国的确到了亟待全面审视“用工荒”问题的时候了。
企业：
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用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不仅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发展机会得不到保障。即使再吃苦耐劳，再节衣缩食，但他们面对城市里的激烈竞争，也往往沦为最无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种田，要么被裹胁在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周期性涨落之间，被企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种短视的用工方式，导致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从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杨建华强调，“企业家要有远见，要关注本企业员工的成长与发展，把企业建设成一个大家庭、大学校。”
政府：
期待更加强有力的作为
与此同时，对大量中小企业有着深入了解的周德文也指出了另一个客观的现实：“中小企业处于两难的境地。它要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要拿出更多的薪酬、福利来吸引这些务工者。同时又面临着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比如温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的利润都很薄，甚至毛利只有3%到5%。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也直接影响到它生产，成了它生产的压力。”
既要让农民工享受更好的权益保障，又要保证中小企业有能力继续发展；既要面对国家经济调整转型的发展大势，又要正视沿海城市中小企业的现实作用。显然，要解决好这场复杂的“用工荒”，我们还期待看到政府更加有力的作为。
“对于用工荒，企业需要反思，政府也需要反思。”杨建华说。（记者方臻子） (来源：钱江晚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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