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 幸福指数将成导向(图)

　　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记者/李静睿）

　　“十二五”期间，宁波将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增加

　　早春的东海之滨，集装箱已上船，万吨巨轮开始缓缓起航，背后是繁忙的北仑港码头，如山的货箱，还有如梭的运货车??一个好消息经海风传来：去年北仑港的东家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听到这个消息，宁波人李冉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依旧安静品茗、听戏。这位来自事业单位的主管似乎和百余年前他的老乡陈鱼门性格喜好相仿：渔港船帆忙碌进出时，陈喝着茶，琢磨出了108张代表航海业各种特点的牌，并用宁波话名之以“麻雀”(音同麻将)。

　　麻雀环绕家门不远飞。陈鱼门以麻将安慰或提醒船员，家门不远，行海千里不忘家。

　　李冉对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几个关键词情有独钟：幸福美丽、智慧、生活品质。“这些词更符合宁波人务实顾家、注重生活的个性”。

　　从“幸福美丽”说起

　　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一度厌烦官场辞职归乡，以毕生精力将自己爱好藏书的兴趣发挥到极致，留下了名扬天下的藏书楼“天一阁”。

　　经其后人打造的家园恬淡美丽，成为江南园林艺术的缩影。李冉对前人范钦率性而生、淡然而居的理念颇为赞叹。

　　但是，在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发展数十年后，“幸福”似成雾中花难以琢磨。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和网民互动时，“幸福”更成为热词。

　　两个月前，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网民互动时，对幸福一词下过定义：所谓幸福，就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生产和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幸福美丽”出现在宁波“十二五”规划首页目录当中，对象是新农村。当然，不仅仅是农村。规划提出，要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中重要内容既包括建设“幸福美丽”新农村，也包括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

　　自200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且于2009年独夺该奖金奖的宁波，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定位幸福。根据该市资料，同样是连续三年，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均跻身全国十强，下辖县(市)全部进入百强县行列。

　　“"十二五"期间宁波促进社会进步有自身优势”，主笔该市“十二五”规划的刘兴景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老百姓要幸福，就需要社会进一步走向公平、公正；政府更加透明，服务意识更强。而在社会进步方面，宁波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更有条件进一步提升底层群众生活水平。

　　根据2007年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排名情况，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分居第五位和第四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居第三和第一，外贸进出口(自营)总额第三。

　　根据该市资料，去年，其城乡差距为2.1：1，小于其所在浙江省2.3:1的比例，更远小于同年全国3.3:1的数据。而浙江省以上述数字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

　　“智慧”转型

　　去年5月15日，世博会首场主题论坛“"信息化与城市发展"主题论坛”选址宁波，这场旨在探讨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论坛刚一闭幕，打造“智慧城市”战略即被宁波市委、市政府提上日程。

　　“会议结束后，市里就开始成立专项小组进行调研。”宁波市信产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顾德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产局局长吴胜武亲自牵头主编《智慧城市 技术推动和谐》一书，提出智慧城市理念包含公共服务管理、交通管理、突发事件管理和城市管理四个智慧系统。

　　吴胜武认为，构建这些系统是治理“城市病”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可推进新兴产业的勃兴；一方面可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效能。

　　加快构建智慧城市同样被写入宁波“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推进十大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包括智慧公共服务、健康保障、交通等五大应用系统建设和智慧社会管理应用体系建设等。

　　宜高(中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人事行政总监傅伟群感受到了城市变化，“市、区政府给我越来越多的是服务而不是要求”。

　　傅伟群此前加入了由宁波市人事局和鄞州区人事局发起的网上聊天群，“人事局会经常发放一些信息给我们企业”，包括培训、人才市场、人才福利等多方面内容。

　　她刚刚获得通知，下个月其所在公司高管将参加由宁波市经贸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工业产品设计与品牌战略高研班”，“本期培训费、资料费、证书费、中餐全免”。

　　傅伟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免费的培训和午餐很多，“都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并且培训内容都很实在”。另外，免费的活动还有人才市场招聘会。

　　类似培训项目成为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十大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根据规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和紧缺专门人才培训等，在今后五年间或将更多出现在政府服务活动中。

　　当然，顾德道也坦言，这一切距离真正的智慧城市差距尚大，“或者说一切刚刚开始”。刘兴景则认为，宁波转型包含着港口、城市、产业、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就社会转型而言，应“尽快完善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