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 幸福指数将成导向(图)

　　“唯GDP？早已过时！”

　　当宁波市发改委处长李献增激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市荣膺2010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榜首位的消息时，该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安平在思考如何通过更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推动“十二五”宁波新发展。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关于GDP考核的问题时，陈安平一挥手说：“唯GDP？早已过时了！”

　　曾经学过管理的陈安平早在1995年任职乡镇“一把手”时就提出要推进“科学管理”，从党建，到经济、社会和行政实施全面系统的管理，并打破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

　　如今，他仍旧一再强化党员干部的科学管理意识，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建立完善目标责任体系和干部实绩考核体系，强化行政问责。

　　陈安平提出科学管理理念十年后，就亲历了宁波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政绩考核体系的研究。该课题组最终形成《以“两观”为指导构建政绩考核体系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提出“唯经济增长论英雄”的考核指标实际上成为唯GDP增长论，忽视了社会、自然、区域以及不同群体协调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

　　《报告》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党甚至一个地区而言，有怎样的发展观，就有怎样的政绩观。“要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及目标，关键要有一套与之配套、科学有效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做保证”。

　　现在的考核体系更显多元和复杂。目前，在宁波乡镇领导班子已全面实施的职位说明书需涵盖职位内容、任期要求、工具设计等等。该说明书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给出并予以考核。

　　据悉，根据新考核标准，已有数名部门、地方相关负责人被调整职务。该市鄞州区在2009年乡镇、区级机关部门届中考察中，一次性将11名考核基本称职者改任非领导职务。

　　“"十二五"我们会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会增加。”陈安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十二五”开局，宁波市委组织部在近期连续出台新的政绩考核办法。今年2月，出台《突出科学发展导向 创新政绩考核办法》(下称“办法”)，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面，从各方面评判干部政绩。并提出考核指标的设置坚持质量与数量统一，速度与效益并重，“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标，引入环保、政府负债、发展服务业和社会保障等指标”。

　　就考核体系的构建，浙江省委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符合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较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

　　其实，告别“唯GDP论”已成全国上下一致共识。据悉，全国范围内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牵头的“构建民生指数”课题组，从去年底开始，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

　　该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绍杰介绍说，民生指数的构建，是为了实现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评价、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改进人民福祉开展工作。(记者/赵杰)

　　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重庆已开始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前一天，重庆市政府开始兑现公租房民生承诺。按计划，从3月2日起，2010年开工建设的约20万套公租房将陆续登场，进入摇号配租程序。 　　作为“民生改革”的重头戏，重庆市政府提出用3年时间，向约200万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凡在重庆找到工作，常住在重庆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要付得起公租房租金，都可以参与公开摇号。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甚至告诉下属，“我们的出租对象，不讲户口，讲常住。重庆要建现代化大都市，天下人来了，我们都是一样对待，要有这样的胸怀。”

　　“有租无类”的做法只是重庆近年来追求“共富”理想的一个细节，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之后，重庆市民生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

　　公租时代

　　2月28日，重庆市公租房管理机构公布了本次公租房申请情况，至2月27日共接受咨询24万人次，其中7万多人领取了表格，但到2月27日，“通过公租房申请审核的人，还不到2万人”。

　　来自垫江的“棒棒”刘成财没有去申请，夜幕降临，他仍待在重庆市渝北区上清寺的一条小街上。刘成财在等活儿，前面几米远就是机场大巴的终点站，那些往返机场的人中有不少他认识的主顾。一根中间绑着绳子的扁担靠在他身边的墙角，这是他在这个西部繁华都市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

　　“主要是租金付不起，加上路又远。”刘成财说，他和爱人如今租住在附近一栋老房子里，房子虽破，但每月只要两百多，政府公租房虽然宽敞，但每月七八百的租金仍让刘成财承受不了。“省下的钱得给儿子交大学学费。”

　　无论现实反应如何，一年前推出的公房新政曾经一度令人兴奋。2010年2月，重庆市第一个公租房项目“民心佳园”在元宵节的喧闹声中奠基。当地政府声称，要用3年时间，向约200万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重庆的公租房计划一经宣布，立即引来各界关注。其庞大的规模，开了内陆地区大规模推出公租房之先河。消息随后在全国“两会”上成为热点之一。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将城市住房供给体系由市场提供的单轨制，转变为政府保障和市场供给并举的双轨制。”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实行主体由公房配置，最大的问题是房屋供应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主体由商品房供给，这又导致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黄奇帆认为，解决的办法既不能走计划经济、福利分房的老路；也走不通市场调节、商品购置的新路。

　　“这需要政府用保障制度方式来配置，公租房可以使那些暂时买不起房、但又不属于廉租房保障对象的工薪阶层、外来人口等群体能够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房租可比市场价格低40%左右。”黄奇帆说。

　　两会之后，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团以“一天数拨”的频率造访重庆。据重庆市国资委负责接待的官员介绍，一年时间内几乎从未间断。目前，总参观人数已近5000人次。其中包括国内170多个前来“取经”的官员、学者和媒体人士。

　　公众关注的同时，重庆公租房政策探索亦开始进入国家决策部门的视野。2010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对公租房建设的政策支持。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随后还各自拨付1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地公租房事业。

　　“五个重庆”到“共同富裕”

　　在重庆市计委工作20多年的杨庆育如今是市发改委主任。在他看来，重庆的民生探索之路最初源自城乡差距的现实。

　　2006年，当时的城乡区域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高于全国的平均比重。

　　2007年，时值重庆直辖十年，“重庆往何处去”成为地方官员焦灼的话题。当年全国两会上，重庆的代表团邀请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未来发展把脉。胡锦涛给重庆提出了“三大定位”，即后来被反复引述的“314部署”。杨庆育说，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在杨庆育看来，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杨庆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开始在基层做大量调研，发现了大量的民生问题，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在杨庆育看来，正是这些在调研中发现的民生问题后来被概括为“五个重庆”。

　　“最初五个重庆的指向并不单指民生，兼有基础设施和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的考虑。”杨庆育举例说，2009年开始，重庆围绕五个重庆密集召开了五场专题会议。“五个大会下来，最终落实到了 6000多个项目，1.23万亿投资上”。

　　与外界认为薄熙来重庆新政自打黑开始的看法不同，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危旧房改造，才是重庆新政的突破口。

　　作为重庆改革的参与者，挂职重庆市发改委的崔之元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打黑行动之前的2008年4月，薄熙来到渝中区、南岸区调研，看到有的地方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薄熙来说，“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能无动于衷，这有个对老百姓的感情问题。”

　　三个月后，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

　　在崔之元看来，源于2008年的危旧房改造成为此后轰轰烈烈的公租房建设的肇始，而以民生为导向的“共富”梦想也在边走边试。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提出涉及4000万平米公租房、1000万农民工转户、6万微型企业等民生工程，涉及金额数千亿元。

　　2010年12月，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十大民生之上提出“共富”理想。他说，“共同富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少数人的富裕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随后完成的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中，共富的梦想更加明确：确保把基尼系数降到0.35左右，并使50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脱贫，到2015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一时间，比起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足足提前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