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副教授：法制建设成就巨大 个别缺漏需改进

　　文/记者赵琳琳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而言，如果要对其形成阶段及其特点大概作一梳理，可以看到，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我们就提出了有法可依，次年制定了第一批法律，那时通过的法律中，更多的是关注刑事方面，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这可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而在这个开端当中，刑事立法是重头。

　　接下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经济领域的立法成为重点。如，上世纪70年代末，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制定开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需要的法律。其中，较典型的是1983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1986年的《民法通则》，直到最近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法体系逐步确立。此外，还有《公司法》等商法类法律的制定和通过。1993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改善宏观调控，当时的立法中最关注的就是经济立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其中，制定了包括以规范市场主体为目的的《公司法》，以及后来制定了以规范市场交易为目的的法律如《合同法》等，经济立法成为一个突出特征。

　　就行政管理类法律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起，包括从《环境保护法》、《海关法》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大量部门管理类法律不断出台。但是早期的行政管理法律更偏重于行政机关如何更有效地管理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行政诉讼法》的建立为标志，此类立法出现了转折。立法开始更着眼于，一方面要保障行政机关能够有效管理社会，同时，也更多考虑如何规范行政机关的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就此意义而言，《行政诉讼法》是个重要开端。接着，《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法律出台，这是我国法律体系建设不同阶段的大体特征。当然，这几个时期并非截然分开。

　　何海波还表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与当时同时面临着大多数领域无法可依的状况相比，在过去30年中，我们的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非常值得肯定。

　　应该看到，我们在很多领域仍不完善，甚至还有相当空缺。他表示，自己主要关注行政法领域，有不少学者认为，在行政法领域，我们缺少一部行政基本法，这部基本法应该能够规范调整各个行政领域，为行政决策和执法活动提供可供依据的普遍性规则。因此，今后，我们的立法工作任务仍艰巨。此外，何海波还表示，还应看到，当我们的很多领域大致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法本身的品质如何，这一问题此前并未被非常关注。“也就是说，法不但有数量、规则度、力度问题，还有法本身的品质问题。在这方面有些法律规定还有缺漏，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