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用工”时代有新变化 代表委员求解短缺困局

    本报特派记者 谈燕 王海燕

　　朱雪芹代表今年春节回了趟江苏老家，发现那里完全变了模样。原本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如今高楼建起来了，大企业进来了，更让她感触良多的是那一条条挂在大街上的横幅，“家乡建设需要你们，请留在家乡做贡献”……从十几年前鼓励农民走出去打工，到如今呼吁他们留下就近就业，朱雪芹家乡的用工出现了新变化。

　　而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家来说，这个春节过得却有些“慌”，用工紧张甚至招不到人。

　　当经济格局变化和产业朝中西部迁移引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的代际替换导致劳动力结构变化，如何破解由此引发的阶段性“用工荒”？代表委员纷纷支招。

　　产业转型：农民工有了多元选择权

　　“准确地说，当前出现的只是暂时的"结构性用工紧张"，而并非全面的"用工荒"。”严诚忠代表分析，随着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力度的不断加大，在产业转移之初，必然会遭遇阶段性的劳动力配置不平衡。

　　据有关方面统计，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于2亿多农民工而言，他们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有了更为"多元化"的选择权。”严诚忠代表认为，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尤其要正视，低廉劳动力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随着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外迁和逐步隐退，也倒逼这些地区加快产业升级，解决“用工荒”。

　　蔡窻代表以数据说话，去年，各地农民工工资平均上涨了20%左右，在这一背景下，沿海许多中小企业承受不了成本的上升，有的转型升级，有的向中西部转移，这样就导致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好事，劳动力工资会在这种"争夺"中逐渐上升。”

　　“中国经济必须进行一场"重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艾洪德代表建议。

　　连接愿景：让企业与个人共同发展

　　吕亚臣代表所在的上海重工，2200余名员工中，农民工占了50%以上。其旗下一家成立于2003年的工厂，200名员工中，外来务工人员更是达到了150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企业职工，我们都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在吕亚臣看来，要让农民工有归属感，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关键还是要把企业发展与农民工的个人愿景连接起来，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

　　“对于成家的农民工而言，外出干几年可以，但要一直干下去，就必须考虑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现实问题。”吕亚臣代表分析，要为农民工创造“长期录用”的可能性，为他们设计出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的职业规划，同时切实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让他们看到，只要达到要求，通过考核，同样可以在岗位上取得职业成就。”他提到，有一位姓张的焊工，原先在包工头手下干活，公司通过考核，确认他是岗位上的技术好手，便根据相应的程序将他转为职工，如今一个月也能拿上5000元左右的工资。

　　“吃好、住好，工资高并不一定真正留得住人。”王书平委员认为，不断提高员工的待遇是企业经营者的首要任务，新一代工人更在乎是否干得舒心，在乎企业文化，在乎是否有发展前途。

　　在来北京参加两会之前，朱雪芹代表与普陀区相关职能部门一起，组织了好几场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为农民工提供了3000余个岗位。她在招聘会上发现，很多农民工由于信息渠道不畅，有好的就业机会，也就此错过。“相关部门是否能在农民工与企业之间搭建对接平台，提供双向选择的机会。”她提到，上海如今已在各个区县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管理的服务窗口，农民工找到服务窗口，也就是找到了就业的可能，“希望这样的服务平台能够再多一些，同时针对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提供包括维权、救助等方面的专业性服务。”在提供长期岗位推介平台的同时，加大保障力度，特别是在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职业培训：为新型产业工人储备力量

　　这些年来，“80后”、“9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流。李立新委员分析，这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与其父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带来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对于个人发展的诉求也区别于他们的父辈。

　　朱雪芹代表也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很多“80后”、“90后”的农民工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兴趣不大，企业则“挑剔”这批农民工没法在岗位上“立刻上手”。

　　对此，沈志刚代表认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后，技能型岗位的缺口进一步加大，要吸引这类高技能人才，一方面靠“引”，通过政策、环境等优势来吸引这部分人才；另一方面靠“养”，可以在加强职业教育上做好文章，培养本土的职业技术人才、技术工人。

　　在朱雪芹代表看来，2亿多农民工如果能充分组织起来、培训得好，将成为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的储备力量。而要使之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严诚忠代表认为，农民工首先要培养专业意识和产业意识。他建议，针对一些农民工职业技能达不到企业要求的现状，政府要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产业发展与培训教育匹配起来，让农民工与城市发展、企业发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陈志胜代表认为，职业培训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源结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技术含量，使之成为更加合格的工人，又能更好地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

　　“培训得好，个人受益，企业也得益。”一些代表委员谈到，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培训投入的同时，企业也应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产品升级需求，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内部培训、技能比赛等，辅之以相应的激励举措，鼓励农民工提升技能水平，最终实现双赢。

　　（本报北京3月4日专电）

　　作者：谈燕 王海燕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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