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录)

　　[黑龙江电视台记者]:请问钱委员，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现代化耕种的土地面积，除了农垦以外大部分还是靠人工耕种的，大部分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之后，请问国家这么重视粮食安全的时候，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有没有考虑土地？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我理解你的问题是，随着农民大量的进城，今后粮食安全谁来保障。我们也在想很多办法，政府，包括各级部门，包括黑龙江新增几百亿斤粮食的计划。

　　从整个中国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占用土地，包括水资源越来越紧张，从供给方面看，生产粮食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包括大量的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出来了，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岁数大的，60岁以上的或者是儿童，所以供应粮食的基础比较脆弱。

　　从需求方面看，原来很多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转移出来以后成了消费者。从整个经济发展来看，随着我们经济水平越来越高，吃的肉蛋奶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的粮食来转化肉蛋奶，这就要消费更多的粮食。

　　今后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也采取了很多办法。刚才我说的，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是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同时针对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最近这几年农业机械化、农机补贴已经几百个亿了，农机补贴发展得非常快，利用农业机械化来替代劳动力，弥补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趋势。

　　另外还有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这是今年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能够建立高产稳产田，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利用科技提高单产。

　　[中国经贸导刊记者]:请问蔡继明委员，户籍制度改革这些年一直是作为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想请您谈一谈应该怎样更好地推进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本来这些年很多地方户籍问题逐步淡化了，就拿北京市来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很多单位只给解决工业问题，不给解决户口，这些人也是留在了城市工作。

　　他没有涉及到买房，没有涉及到孩子入学，没有涉及到其他问题的时候，这个户籍对他来说有和没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为了治堵，限制外地人买车，北京为了控制房价，限制外地人购房，一下凸显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年你孩子要面临孩子入学、入托、考大学，如果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能否享受低保、能否享受保障性住房时，户口问题就更加严峻。

　　因此，我认为目前城市化进程当中，制约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还是户口问题，这个户口簿单纯是一个户口登记，户口背后所包含的，或者说它隐藏着很多含金量，这里面有就业、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所有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即使表面上给你一个户口，它也是内外有别，什么蓝印的、红印的，什么年代进来的，他也要给你一个区分。

　　刚才几位委员都谈到，特别是王委员谈到提高城市化进程的质量，这里面就涉及到让我们不仅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有从不同的城市进入到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当地原居民同等的待遇，当然它一定要为当地的居民做出贡献。

　　我想包括最近北京提出的限购令，你要提供五年纳税和社保的证明，我想这个是不是限制的太长了？如果仅仅在这里工作一年或者两年，而且我有能力买房，而且是自住房，为什么不允许他买呢？他以后还要长期为这个城市做贡献。

　　因此，我想改革户籍制度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把那一两亿进城务工多年的农民，包括第二代已经出生了、长大了，尽量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外地农民变成当地的城市居民，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当务之急。谢谢。

　　[学习时报和理论网记者]:我的问题问给钱克明和李成贵委员。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讲话，提到要提高社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建设新农村时期出现了并村运动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一些农民上访，很多都是因为房屋的拆迁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农民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目前来说农村的现代化还很难完全实现，农民被集中居住以后，他会因为由于他的家庭、宗族、财产的限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会凸显出来。还有的专家认为，农民的问题主要是要集中在增产、增收上，而不是在大规模采取这种并村运动。请问李成贵委员，在一些城乡接合部出现了一些农村建了一些小产权的房，这些房屋的建设，现在虽然国家一再叫停，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另外，北京最近出台的关于限制户口买房和买车的问题，这是不是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种“开倒车”的现象？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观点。我理解是这样，刚才李委员对这个问题谈的也很透了。

　　总体来看，我们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时候要考虑长远，比如韩国和有些国家，当时为了防止农村凋敝，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现在看来，因为人口很多，转移到城市来以后，很多设施就没有用了，很多投资都是浪费的，甚至很多村都是空的。

　　在中国很多地方居住都非常分散，这样就造成公共服务成本非常高，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费用也非常高，效率非常低。这种情况下适当集中居住，在长远看是有利的。

　　我也特别赞同刚才李委员强调的一点，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这个过程暂时他不能接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也不仅仅是盖几个高楼大厦，有思想、有理念，有很多精神层面的变化过程，这个变迁是一个慢慢诱导式的变迁，如果过分强制推动，好心办成坏事，这是一方面。

　　另外，确实也存在有些地方打农民土地的主意，所以引起了很多矛盾，发生上访的事件。

　　今后还是基于这两点，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如果他住习惯了，没关系，可以等一等，等以后他见识多了，到北京来看，觉得公共基础设施建得不错，这样的居住环境他可能更加向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顺应民意提供一些条件让他来居住，这时候做这种工作可能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