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所有非亲生儿童落户 都应采集DNA血样

　　“所有非亲生儿童落户 都应采集DNA血样”

　　濮存昕在本次政协会议提交《对长期有效打击拐卖儿童斗争的四点建议》———

　　★人物：

　　濮存昕　全国政协委员

　　★声音：

　　我认为拐卖儿童是仅次于杀人的反人类罪行。全社会对这件事情应该零容忍。

　　“我认为拐卖儿童是仅次于杀人的反人类罪行。全社会对这件事情应该零容忍。”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提交《对长期有效打击拐卖儿童斗争的四点建议》。他提出，非亲生儿童和收养儿童落户时应增加DNA血样采集程序，并对十年来所有被收养者采集血样，以使更多的打拐案件水落石出。

　　濮存昕早在2008年就加入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已经连续三年提交有关“打拐”的提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对非亲生儿落户的法规条款不完善，致使很多被非法买卖的儿童有可能通过各种违规方式上了户口，“一旦上了户口，打拐线索没有了，孩子就有可能再也找不到了。我建议对所有非亲生儿童和收养儿童上户口时都采集DNA血样，为拐卖犯罪增加难度。”

　　濮存昕进一步提出，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对十年（或二十年）来所有被收养者采集血样，与公安部打拐DNA数据库进行比对排查，以使多年前的拐卖儿童案件水落石出，更多家庭破镜重圆。“我知道此建议对政府部门难度巨大，但我觉得只能这样做。” 濮存昕说。

　　在调研中濮存昕还发现，公安系统缺少打拐专业队伍和专项经费，“这类案件多需各方协同异地办案，单案经费就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如果仅从常规的刑侦经费中支出，不可能调动办案单位的积极主动性。” 濮存昕建议，为全国公安系统新增设两千至三千人的专业打拐编制，每年打拐专项经费不能少于这两年打拐专项斗争经费。

　　“拐卖犯罪猖獗是因为有非法的买方市场，很多家庭没有意识到买孩子天理不容，因此我还建议在农村和此类案件多发地区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打拐宣传教育活动。” 濮存昕说。

　　有关微博打拐，濮存昕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使强迫被拐儿童乞讨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他同时认为，打拐绝不能仅仅依靠微博。

　　■文/本报记者　马宁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索道医生的故事不是个别现象”

　　在昨天上午的政协全会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大宁在作《社会事业投入要切实惠及广大基层群众》发言时，以“索道医生”邓前堆的事迹开头，“这位乡村医生28年来有一个朴实的心愿，就是‘希望村子里修一条能通车的桥’。这朴实的心愿也代表着怒江两岸村民们的愿望。”

　　“28年过去了，当地领导及有关方面不可能不知晓拉马底村的情况，但仍然没建起一座能通车的桥，以解决两岸群众在求医看病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基层民生的艰难。”张大宁说。

　　“这样的故事不是个别现象。”张大宁说，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事业相对滞后于经济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尽管已经达到了30%左右，但与世界上人均GDP3000美元和GDP3000至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仍分别低13个百分点和24个百分点，差距依然很大。

　　“社会事业发展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发展不平衡，提供的服务质量也不高。”张大宁以文化投入为例说，过去的十年间，我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未超过0.5%，低于世界上一般国家1%左右的水平。就这些有限的资金，70%以上用于城市文化建设。投入城市的资金被一些地方政府用于建设大型文化设施，有的成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老百姓很难从中得到实惠。

　　“投入农村文化建设的钱本来就少得可怜，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往往脱离农村基层实际。有些文化下基层活动，群众常常是‘被服务’、‘被娱乐’。送去的一些电影不受欢迎，送去的图书也常常不对路子，少人问津。”张大宁说，如何把钱花对、把钱花好、把钱花在刀刃上，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文/本报记者　柳剑诏

　　应暂停全运会申办 控制开闭幕式规模

　　“近三届全运会，主办地都取得金牌总数第一的巧合，以及不断见诸媒体的全运会赛场中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实际上已经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全运会比赛公信力的怀疑。”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昨天在大会发言中建议推动全运会体制改革。

　　赵龙认为，全运会“比赛内容的社会公信力不足”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全运会成绩是考察各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另一方面是高额奖金背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

　　对此，他建议改革体育事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可以考虑改革以全运会比赛成绩为主要内容的地方体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大幅度提高开展‘民生体育’在考核指标中所占的比例。”

　　赵龙还对全运会的铺张浪费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近几届全运会每届总投入多在千亿元以上，开、闭幕式场面越来越宏大，接待层次越来越高，耗资惊人。但与此同时，高额投入的体育设施因为各种原因在赛会之后大多无法为普通百姓所享用。

　　“建议考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暂停举行全运会主办地申办。”赵龙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由已经具备相应设施条件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六省市轮流主办，此外，严格控制开、闭幕式规模。

　　■文/本报记者　柳剑诏

　　应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文化保护交流

　　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建议国务院相关部委出台系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保护及交流项目，发挥民间力量在文化交流中的使者作用、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郭广昌代表介绍，目前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1028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全国97%的地市、88%的县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地市级名录项目18186项，县级名录项目53776项。他认为，这个庞大的保护工程需要引入更多的民间力量。

　　同时他提出，鉴于国际舆论上仍然有一些人对政府推动的文化保护交流存有戒心。借助民间力量的推动，对铲除偏见、消除误解，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优秀文明的交流会起到积极作用。

　　另外，郭广昌代表还建议，国家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设立文化保护交流基金会开展专项工作。在《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建议国家民政部门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设立中华文化保护交流类基金会，在审批、筹办、运作等方面提供重要指导，并鼓励民营企业以基金会为工作平台，积极开展中华文化保护交流工作。在未来适当时候，也可以考虑推动民间文化保护交流基金会的公募化发展。

　　■文/本报记者　李晨

　　“城市创建活动‘乱花迷人眼’”

　　“创建活动政出多门、名目繁多，分为官方、民间、综合、单项、国内、国外，已到乱花迷人眼的地步。”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说，城市科学发展水平和知名度是系统工程，不是通过非常态创建活动就能达到，用创建活动推动城市各项工作，已不适应甚至有违新形势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陈勋儒说，几乎每项官方工作均有相应的创建项目，1990年推出国家卫生城市后，陆续又推出了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绿化模范城市、节水型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市、畅通工程模范管理城市、学习型家庭示范城市等。

　　他说，非官方的各种创建评比活动更是五花八门、泛滥成灾，某研究会就推出了中国十大文化品牌城市等17个榜单，其他的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十佳节约型中小城市、最具影响力节庆城市、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等。

　　“地方高调宣传‘最具幸福感城市’，群众却为‘被幸福’起哄抱怨。” 陈勋儒说，这种创建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引起公众反感，建议摒弃把创建评比活动作为推进工作和政绩的错误观念，实现城市建设管理常态化、精细化、规范化。

　　■文/本报记者　柳剑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