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最热的一个词是“涨”,而在一片涨声中,唱得最响的是农产品。谷贵富农之余,农业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
过去的一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七连增,但薄弱的农田水利设施能否支撑未来的“八连增”、“九连增”?中央一号文件适时而至,提出将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设施。但这笔钱如何筹,如何花,花在何处,花的过程中如何防止浪费,问题众多。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
粮食自给率必须保证95%以上
《21世纪》:去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七连增,目前国内的粮食供给和需求关系怎样?
张红宇:我国的粮食安全在生产和供给环节上问题不大。
我国目前人口的增长率为0.4%,也就是说每年有七八百万新增人口,这是绝对需求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口粮消费比例减少,饲料粮消费比例增大。生产一斤猪肉平均要消耗3斤粮食,牛羊肉的比例更是高达1∶5、1∶7。如果饮食结构中肉类的消费量增大,则消耗的粮食量也相应增大。这是成长性需求。
另外,随着农村人口的转移,一些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转化成了纯粮食消费者。这是转换型需求。
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是10246亿斤,当时的形势判断是“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十几年过去了,需求发生了变化,我的判断是未来粮食的供给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21世纪》:你对粮食安全的问题乐观吗?
张红宇:我对此抱很大的希望,因为粮食增产的潜力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挖掘。
目前我国有12亿亩中低产田。如果这些田都能改造成高产田的话,就能增加粮食产量。而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目前已达52%、以后我们可能要把更多的宝押在种业革命等科技创新上。
国家对粮食问题一向很重视,在价格、补贴、收储、进出口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
从经营方式上来说,要从目前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营模式转变到集约化经营。种粮大户耕种粮食的面积越大,他们对科技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意愿就越大,这对提高产量有很大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讲,需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尤其是把补贴真正发到种粮者手上,能极大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同时,适度提高小麦、水稻的托市价格,这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上,作用甚至比补贴政策更大。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可以进口粮食、在国外种粮等方式解决?你如何看?
张红宇:韩国、日本的农业生产资源比我国更稀缺,但他们在粮食的自给性上,慎之又慎。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粮食问题绝对不能受制于人。95%以上的粮食自给率必须得到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抓大放小,在大豆、蔬菜等小品种作物上适当进口,因为资源毕竟有限,但在小麦、玉米、水稻这三种大宗粮食作物的自给上,中国只能靠自己。
《21世纪》:去年姜蒜等一些农副产品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涨幅,原因何在?未来的趋势如何?
张红宇: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现在化肥、农药、种子成本都在涨,而劳动力价格涨得更快。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在一定时期内是合理的,对农民也是有好处的。
一方面我们要增加对农民的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要减少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数据显示,叶菜从田间到餐桌,价格涨了4倍,果菜则涨了3倍。所以需要通过绿色通道、农超对接等措施压缩中间的流通成本。
农田水利欠账太多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重点解决农田水利建设问题,农田水利方面的欠账究竟有多大?
张红宇:我刚刚从安徽调研回来,最大的观感是,农村其他基础设施搞得都很好,路、电、气、危房改造、饮水安全都有极大改观。但在生产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上,差距太大。一些干支斗渠都是泥沟。
在降水量较为充裕的云贵地区,由于蓄水工程欠缺、失修,留不住水,导致工程型失水。这方面欠账太多,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
另外,我国虽然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未来我们的市场要更多地面向国内,“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作为重要抓手。但现在的投资有过度城市化、工业化的倾向。水泥、钢材、铝材产能出现过剩。这些过剩的产能为什么不能转移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呢?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农田水利建设问题,而且要常抓不懈。
《21世纪》:一号文件提出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些钱怎么用?
张红宇:要用到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身上;用在干支斗主要渠道的建设和抗旱机械的开发和推广上。
《21世纪》:农业如此重要,而目前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似乎未能与之匹配?
张红宇: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压低了GDP的增长速度,重视对民生问题的考核,我很赞同这种做法。
我的想法是,对农业大县、粮食大县,你不要考核工业指标,不要考核招商引资,你要考核它的资源保护,要考核它的粮食产出,要考核它的商品粮提供程度,要考核它的农民收入,农业大县最重要的考核是农业本身。
作者:孙春芳 北京 (来源:孙春芳)
(责任编辑:U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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