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教育也许是一个契机。与内地倡导多年的素质教育多少有相似之处，它像一个小小的切口，试图解除传统教育方式对学生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禁锢。这门以综合人文科为内涵的课程，淡化了知识体系内的细枝末节，转而引导学生在大框架内读通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它有更得人心的办法：你不必再刻板背诵那些远古时期的繁复知识了，把眼光挪到现在，想一想经常吃的汉堡和薯条，与同学们讨论一下“麦当劳化”这个话题。

　　简化细节、走出书本和教室的做法尽管为传统教学带来了惊喜，却也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反思，“从知识结构看，跨过远古历史，直接跳入近代史，是否也会造成某种缺失呢？”不过，强调当下、务实与保留传统之间此消彼长，多少反映出香港教育的特色：殖民文化下英式教育与双语教学的多元化发展，在时间轴上呈现出香港教育的过去与现在。

　　通识教育只是教育改革中的一小部分。母语教学、“三三四”学制等方面的改革更是将一场教育革命引入香港社会。

　　香港回归后，学生的中文水平受到质疑，推行母语教学以及语文教学是否重要的讨论由此展开。按照现行“两文三语”的语文政策，国际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中文学校多数使用广东话，但在之前从幼稚园就普及英语的基础上，一些中文学校从小一便开始推行普通话。“更多时候是混杂着说，课本是英文的，讲解用中文，写作业又用英文”。

　　自1971年推行小学六年免费教育以来，香港的学制是小学6年，中学3年，中四、中五两年高中，中六、中七两年预科，以及3年大学。中五升中六、中七升大学之间分别有两次对学生意义重大的考试：香港中学会考（HKCEE）与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KAL）。前一次考试之后，一部分学生会选择其他课程或者直接就业；而后一次被喻为“大屠杀”的考试，直接关系到能否升入大学，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内地的高考。

　　为了平衡考试选拔人才的单一性，教改又引入校内评核机制，运用多元化的评核模式，包括灵活的进展性评估，减少量化，多进行分析性的评估，较全面地反映学生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和学习需要。同时，删除机械式的操练、测验和考试，让学生可以投入更多时间于有用的学习活动。

　　高中阶段的“二加二”学制，把中三以后的中学学习生活分成了两个不同重点的部分，由于学生需要在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完整的课程及为公开考试作准备，参加其他学习活动的时间就变得相对有限。此外，两年的中六、中七课程主要是按大学的要求而设定，内容专而深，每个学生所修读的范畴都颇为狭窄，而部分内容也与大学的本科课程重叠。2007年9月，香港推行新的三三四学制，与内地学制相同，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本科。提早一年进入本科阶段的学习，为高等教育提供更大的空间。

　　教育事业和产业

　　当内地的父母把3岁孩子带在身边百般呵护时，香港的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入幼稚园学习与群体相处了。在香港，孩子进入幼稚园的最低年龄限制是两岁零8个月。作为香港免费教育的组成部分，学龄前教育通过私立和津贴幼稚园为幼童提供学习机会。

　　两三岁的幼童在幼稚园里能学到什么？分糖果，搭积木，或者做游戏？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学英语了，不仅仅从字母A到Z，词汇的难度甚至与内地小学的英语程度相当。在香港，大多数幼稚园都开设了英语课程。在过去的观点里，全英文教学的学校往往有良好的教风和优越的资源，跻身其中无疑是身份的象征。这些分布在九龙塘、港岛一带的老牌名校，多是殖民时代留下的产物，历史悠久、费用昂贵，但也意味着更高的升学率。

　　不过，名校不再是当下家长的惟一选择，多元化的学校体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香港人乐于引入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在幼稚园、小学阶段，学生已经开始以小组的方式完成Project。课程中间穿插的活动教学将学生从教室里解放出去。

　　在一波又一波的国际化浪潮中，平等意识、团队精神不仅从学校里被教育出来，并且经由教育传播出去。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香港教育的人性化令人感到温暖：相关政策明确把尊重学生的兴趣放在重要位置；小一入学，“禁止笔试和面试，减低揠苗助长的诱因”；中一入学，“并无真正需要在小六升中一的关口设置一个高度筛选性的派位机制。建议立即取消学能测验，免除学生进行无谓的操练”。

　　尽管实行的是12年免费教育，书补费以及各类活动费仍由家庭自己支出。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政府不吝于提供一定程度的教育补助。这些家庭也能向政府申请贷款，在审查家庭收入之后，以loan（贷款）和grant（助学金）两种形式贷出，前者相比利息更低，适用于特别困难的家庭。

　　此外，政府还为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中七毕业生提供了各种持续教育的途径：由文誊课程颁出的专业证书及各类计划都为中七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效仿国外的社区学院与本土大学合作推出校外进修课程；创立类似于内地成人教育的两年副学士学位，不同的是，成绩优异者有机会升入正牌大学继续深造；在政府的相关网站上，你能轻松找到持续教育的学习资料。

　　一边是香港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教育事业，另一边是资本与资源的整合尝试。尽管每年政府给予大学教育足够多的资金，但由于多数学校需自负盈亏，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成为摆在高校面前的实际问题：学生觉得学制太短，学业无法按时完成；校方认为长学制容易造成资源紧张，无法延长学制。

　　在中学方面，原先，香港的中学分为5个等级，第一个等级的学校多为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层级最低的第五等级多为私人办学，这种等级模式使得生源自然分层。之后，政府将等级数减为3个，意在淡化这种概念，使生源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每个等级。政府还提出“一条龙”办学模式，在原来直属和连系学校的基础上，促成有相同办学理念的中、小学合作，连成一气，为学生提供连贯的学习经历，“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如何做一个香港人？

　　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为了家人过好一点，便先打好这份工；希望其他人也能活得好一点时，便一起去当义工了

　　本刊记者王大骐发自香港图/方迎忠

　　新移民的生活

　　从肇庆来的Vivi今年21岁，已经来港两年多，高中毕业后，她并没选择进入星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而是追随入嫁的母亲来到了香港。刚到香港的她并不想成为家庭或者社会的包袱，于是四处找工作。

　　她抱怨香港政府在指引新移民安居乐业方面十分欠缺，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她来到劳工处，看到扫地阿姨的工作都需要中五（相当于内地的高二，在香港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学历，还要会普通话和少量英语，大受挫折，原先印象中的自由社会想不到竟四处设限，而她的内地高中学历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被香港承认。

　　性格倔强的她虽然“无学历”，但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于是报名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展翅青见”计划，拿到了年度最佳学员奖，通过推荐，最后破例被一所学校录取，开始修读副学士学位（即内地的大专）课程，同时兼职做社工。对此她说：“在香港只要你想读书，一定会有书读，这里自我发挥的自由度还是很大。”而一些对内地人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也因为她的表现，开始重新审视大陆新移民。

　　何飞黄来自长沙，从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系毕业后，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传播硕士。

　　从小看TVB的剧集长大的他，来港后也一直为能进入TVB工作而努力，班上的内地同学都放弃粤语课的学习后，他还在坚持，学会了听说读写。虽然如此，毕业后的求职还是十分难熬，当时的政府只给外来学生3个月的“揾工”时间，找不到工作只能走人，而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被延长到了一年。

　　那期间，他打过许多不同的工，包括普通话老师，最后机缘巧合认识了TVB一个部门的经理，获得见工的机会。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一名普通话配音编导。

　　何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大部分香港人相对轻松，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一般是配5集电视剧，一集3个小时就能完成，加上前期准备和改稿的一小时，不算累。而房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太大的负担，看病都是找私人医生，平时还经常能跟朋友出外聚会。再过一年他便能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对此持开放态度，并不排除之后回内地发展的可能性。

　　香港人做事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就像刘德华在那个公益广告里的台词：“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他为此也养成了拼命也要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不少内地跨国企业里，香港人给大陆职员也是这样的印象，他们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为在一个发达社会里，“爆发”的机会很少，勤勉几乎是工作的必要习惯。

　　对于香港的未来，何认为最后一定会变成中国一个普通沿海城市，但它成熟的社会意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内地超越，简单到排队不插队，公共场合不大声嚷嚷，一句“谢谢”和“劳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

　　在很多内地刚来的学生看来，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在于其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公共设施的充足。来港3年的韩烨目前在一家治疗自闭症的NGO里做社工，香港每年大量的文化活动让她感觉非常幸福，大到国际电影节和嘉年华会，小到各种展览，门票价格都对学生优惠，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

　　无论是走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半山区，还是人声鼎沸的庙街，你总能在下一个拐角找到一处动植物园。而更难让人想象的是，香港竟是全球人均拥有郊野绿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与此同时，深圳只用了不到30年，就将可用土地开发殆尽，可持续发展的余地严重受限。

　　一直以来，香港主要依靠填海来扩展土地，根据地政总署的资料，自1842年起，香港的填海面积已达67平方公里，占香港总面积超过6%。而多个商业区、新市镇以至机场也是坐落在填海地上。

　　给钱也愤怒

　　如果你在这期文章刊登之时来到香港，街头巷尾讨论最多的就是政府新修改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两天时间内，回应了建制派议员的要求，由注资强积金改为直接“派钱”，对象是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金额为6000港币，以及减薪俸税七成半，上限6000元。

　　中产的麦先生为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3人家庭，加上父母，透过派钱、退税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可变相获数万元资助，这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也有部分人对此持异议，他们认为这笔钱应该用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兴建更多医院和学校。

　　麦先生看得很清楚，香港实用主义盛行，大部分港人就像一群鲨鱼，政府的一块肉已经被撕开，从此这群鲨鱼不会善罢甘休，只会越围越多，越要越多。

　　如今在船务公司负责投资工作的何国华也有类似看法，相比港英时期的政府，他认为现在港人治港，最大的变化就是市民什么都问政府要，公民意识强了很多，也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敢站起来挑战政府，政府变得愈发弱势，威信降低。

　　他认为也许派钱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因为香港人最重视眼前利益，疏于长远大计，政府并无详细的对于未来的合理规划，而对于一部分底层人士来说，这笔钱可说是江湖救急。

　　香港政府每次有公共政策出台，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种从下到上的决策过程在电台、电视谈话节目、民间论坛里屡见不鲜。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你都能从挂在栏杆上的区议员竞选横幅里感觉出来，他们鲜有喊口号的时候，更多是用具体的惠民政策来证明自己，小到为社区新建儿童游乐场，大到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兴建。

　　居者有其屋

　　从尖东广场出发到屯门码头，这其中你要搭乘地铁，之后换乘轻铁，驾驶距离约等于从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到大兴区的距离。如果你在下班时间搭乘，会发现过于频繁的班次令车厢中并不显得拥挤，50分钟后，你就能到达目的地。

　　再步行约5分钟，就到了湖景邨。这是一片较老的屋邨，相当于内地的保障性住房，而张永耀和马彩霞一家就住在这里。

　　早在1994年，张就来香港定居，靠卖海鲜为生，而马则是8年前才搬过来，目前在一家酒楼里打散工。儿子今年18岁，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去青衣上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物流管理。

　　三口之家住的大楼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抑或《香港制造》里所描述的生存环境。二十多层高的楼房内犹如客家围屋，家家门口四目相对，傍晚楼道里飘溢着柴米油盐的味道。社区内的篮球和足球场里，孩子们迟迟不肯回家吃饭。附近的菜市场里，刚过了人流高峰期，小贩们正把一勺勺的冰块倒在各种海产品上，以吸引下一拨迟来的客人。

　　张永耀一家三口原先在广州有一套宽敞的房子，来到香港后却只能住自租的板房。几十平米的“蜗牛壳”被划隔成了一块块的床板，按铺位收取租金，之后是“等上楼”，如今终于住进了30平米的房子。虽然还是要用窗帘布做成隔间，但这里功能齐备，既有客厅、厕所、厨房，也有儿子和父母的房间，还有电脑房，客厅里还养了一只兔子，不停地抖着耳朵。最实惠的是租金，一个月不到1500块。

　　家里正在放《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虽然已来港多年，两口子还是喜欢看大陆连续剧。他们建议我们出去走一下，去看一下屯门的海，说可以望见对面的赤蜡角机场和远处的黄金海岸。

　　马彩霞很自豪地走在社区里，这里的物业都是私人公司负责，却不收任何物业费，一切由政府补贴，治安良好，因为香港的犯罪率极低，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这跟电影《古惑仔》里动不动就大规模帮派械斗的情景似乎不符，球场里也难见到收保护费的混混们。

　　海边的散步长廊上很多人正在慢跑，地上一尘不染。张永耀指着朝海的一座单位说：“这是私人单位，一套大概要三四百万。”脸上流露出羡慕之情，并且承认自己眼看是没有能力购买了，接下来还是要看儿子——大部分香港人改善生活的梦想，就是这么一步步走出来的。

　　公立医疗难题

　　Vivi学历公证的那段时间，内地香港来回奔波，最后喉咙发炎，去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却被告知要等至少一个星期，无奈，只得去看收费高昂的私人医生。

　　这并不是单一个案，因为没人可以否认，对于穷人来说，在香港看病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0年度，香港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330亿元，医疗预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4.8%，平均每年递增4.9%，支出比例仅次于教育(22.3%)和社会福利(16.3%)。

　　可公立医疗资源依然捉襟见肘，就在3月2日，逾四百名来自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生，出席了伊丽莎白医院由工会举行的申诉大会，亲述工作苦况及诉求。

　　有医生表示，部门出现断层，每年只有少量新人加入；有医生工作14年仍未获晋升，更要在前线随时候命；有医生透露，高层虽试图解决困局，但同事离职潮未有缓解，昨日又有人递信辞职。

　　入行仅3年的陈医生，在伊丽莎白医院内科部工作，她说为理想才会当公院医生，但人手不足，每症限时2至3分钟完成，有时只能“抄标”，即抄血压、抄脉搏、抄病人有否发烧，想深入问诊都不能，与理想完全不符。

　　屯门医院妇产科主管指出，妇产科医生辞职并非因私营市场“好搵”（赚钱多），而是忍受不了人手不足还要应付无休止的工作。他说，假如政府不控制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医管局的服务迟早会崩溃。

　　而据香港一家外资药企的经理介绍，目前香港每年新生儿有五万多，其中有三万多来自内地。香港公立医院80%的产妇、私立医院90%的产妇都来自内地。

　　有香港评论人士对此描绘得甚为形象：“穷亲戚富了起来，现在的内地孕妇不会偷渡而来，不会鬼鬼祟祟溜进公立医院接受免费接生，而是堂堂正正申请个人游，预订私立医院床位，预约金牌产科圣手，算准了产期，一来即生，一生即走，挥一挥衣袖，带走几件名牌。”

　　何国华的很多朋友都在公立医院做医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可在工资只是私人医生的1/3、工作量却相当大的条件下，的确很难熬。他认为，正因为政府投入医疗的资金逐年加大，保持了公立医疗系统的优势，才导致依赖它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不堪重负，想把病人和医生分流到私立医院去，以减轻负担，一般香港人却并没有能力支付，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迷茫的未来

　　香港的物价一直在攀升，尤其是这几年，有人曾以香港平均月入9800港币为基准，一个人3天的开支来计算，统计过一般香港人的生活消费预算。

　　食:香港人一日三餐多出外用餐，非节日或特别庆典的一般日子，一天约需100元，3天便是港币300元。

　　住:以香港的普通二人单位来算,租金及水电差饷管理费等杂项大约为一个月8000元,一人一天约需港币133元，3天便是400元。

　　行:港人多乘公共交通工具，约需20-50元一天，3天便是港币150元。

　　购物:每月衣履1000元,超级市场日常用品500元,电器用品手机费300元,3天内消费购物预计为180元。

　　娱乐:卡拉OK90元,电影门票50元，健身室会籍一个月500元,即一天17元,美容项目一次200元,正常日子的消费约需391元。

　　预算经费:港币1421元。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消费完全是入不敷出的，学者丁学良也曾撰文说:“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香港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在香港，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元钱，生活都比较紧张。”

　　1996年八仙岭大火的幸存者张润衡是2009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0年又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没有人能相信当初身上六成皮肤严重烧伤，昏迷3个月，面容被毁、双手只剩下两个指头、听力和视力也受到严重损害的他，如今正读博士，并成了一名心理治疗师。

　　当问起他是否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时，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祖宗宋朝就已经定居香港，可谓是地道的香港人。但谈起香港的未来，他却充满了忧虑。

　　他曾作为义工到过深水埗与露宿者做面对面的沟通，很难相信那里的一张床铺月租竟然需要1300多港币。在他看来，这是香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贫富悬殊，政府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有前途的未来，而商品社会还导致了人情淡漠。他曾在博客里写道：

　　许多人称赞我“够拼搏”、“够进取”，够“逆境自强”！相信这是我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的原因。然而，当开始寻找原因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问我，“你为甚么这么拼搏呢？为什么这么逆境自强呢？”其实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而已。

　　我们为了家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便先打好自己份工；当我们也希望其他人也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时，我们便一起去当义工了。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我们如此搏命地工作，并不是只为了去供一间只会越供越贵的小单位，更不是为了去付越加越贵的车费同隧道费的！

　　我们必须醒觉，真正的“香港精神”并不是如此复杂的东东，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吃一餐饭，看一会儿电视，简简单单的，也是一份香港精神啊。

　　许多香港人也许心里都明白，在失去了港口优势之后，靠内地的人民币结算，总算保住了金融地位，一旦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我们不应如此悲观，在今年2月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一项民意指数调查显示，对比半年前，5项核心社会指标（安定、繁荣、民主、自由、法治）中，“法治指标”的评分上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自由指标”多年来都保持优势，可“民主指标”近年来位列榜末。

　　至于7项非核心社会指标方面，“平等”和“社会福利”指标已跌至1997年以来的新低。10项自由次指标方面，除“罢工自由”外，各项次指标的评分都超过7分（10分为满分），显示一般市民都认同香港是个自由社会，而这也正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是香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感谢马家辉博士、陈伊敏小姐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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