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商报
中日地震救援各有短长
邢理建
日本东北大平洋沿岸9级特大地震到今天已进入第5天，包括中国国家救援队在内的多国专业救灾队伍抵达日本后，迅即与日本救灾力量联手开展救援。
日本系地震救灾的成熟国家，截至昨晚北京时间23点，日本前4天救灾行动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缺陷与遗憾同样明显，若与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作对比，则中日双方可互相取长补短之处颇多：
政府进入紧急状况时间——日本首相闻讯召开内阁会议研判评估灾情紧扣“第一时间”，但日本内阁未在东京建立统一的最高救灾指挥机构，也未在重灾区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建立对应的“救灾前指”，日本首相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首次飞抵重灾区视察……反观汶川地震后不到5小时中国总理抵达重灾区并快速组建“救灾”前指，当晚则在北京“建立总指”，统一指挥调度所有救灾事宜。
军队快反能力——地震发生后日本先是宣布动用自卫队8000人，第二天凌晨“涨”至2万人，下午再增至5万人，第3天才进一步追加至10万人，反应明显慢于汶川救灾时中国军队的反应和集结速度。自卫队投入救灾的重装备譬如直升机明显优于和多于解放军。但自卫队对装备依赖程度太大，因道路不通大型轮式救灾装备进不去，连续四天，救灾始终局限于数量有限且以“点状救援”为主的垂直救援。重灾区地面上，难见成建制自卫队官兵的身影。汶川地震后，震区道路桥梁破坏程度远大于本次日本地震，可解放军跨大军区长途跋涉，抵达灾区的距离和行进难度远高于自卫队，但凭着一股精神，依靠两腿翻山越岭，到达指定现场后手挖肩扛无所不及，救灾效率以及稳定灾民情绪的能力远远高于自卫队。
社会动员程度——透过以往报道，日本应急救灾机制比中国完善。但就社会动员能力而言，日本的表现似乎不如中国。譬如，基础设施恢复抢通能力——日本基础设施条件比中国强，除沿海遭海啸侵袭外，陆上破坏程度及整个陆域受灾面积远小于汶川地震，但水电气及通讯恢复能力却费时过久。直到昨日晚间，不光灾区的交通及通讯等仍处于整体性瘫痪，仅灾民安置及日常生活用品供应调度能力，亦呈明显的力不从心状态。
灾民素质及国民应对大灾的心理承受能力——日本灾民明显优于中国灾民，日本公民亦整体强于中国公民。这在灾后排队购物，领取救灾食品，机场、车站、避难场所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综合治安等场合，皆得到充分展现。日本民众防灾自救能力也明显高于中国，譬如办公场所皆备有落实到个人的救灾急需用品可供随时应急。
救灾外交——震后第4日，全球共有121个国家向日本政府表达慰问，68个国家表态愿意为救灾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日本救灾外交的有效性明显高于中国在汶川救灾时的表现。
核泄漏危机处置——日本政府处置核电站核泄漏事件，从信息披露到具体措施采取，再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等，至少从外行人的角度看，几乎做到了无懈可击。反观汶川地震时，针对国际舆论对城区绵阳、青川、德阳一带的核设施可能受损的猜测和炒作，中方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够及时透明，连续数周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和质疑。
灾情信息公开及新闻报道——举两例：新闻报道以日本广播协会旗下的NHK为例，灾情信息披露全方位、全透明之图文并茂，视频音频声频同步全天候播报，鉴于灾区有大量各国侨民居住和生活，日本多家电视台开设多语种救援信息服务，以英、中、韩、西班牙、葡萄牙语轮番滚动播出；日本官房长官平均每5小时召集一次记者通气会，及时发布政府采取的各项举措及救灾进展，日本消防厅等救灾机构，皆及时开通Twitter等信息传播平台提供信息查讯服务，所有这些，值得中国政府和中国新闻界认真学习。
简言之，较之于地震救灾，中国已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组织领导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及全国一盘棋的救灾应急机制。日本则更多表现为专业主义、程序主义，有序参与，表现为国民的镇静、淡定及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
中日救灾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虽国家体制有别，但得益于两国文化相通相融程度很高，双方皆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必要和可能。但愿中国有关救灾机构及应急管理部门，盯紧日本救灾的一举一动，供日后中国借鉴学习。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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