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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本报记者邓红阳
“一开始，剑拔弩张，结案时，互谦互让。”3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柳林法庭法官刘文涛颇为感慨地说。
他的感慨源于一起当事人撤诉的民事案件。
“不就是卫生间漏水的事吗？为啥要等这么长时间？”3月9日，在立案的当天，被告情绪激动地要求法庭开庭审理。
原告气呼呼地说：“能调解还会掏钱到法院打官司？我就不信打不赢这场官司！”
“从立案到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再快，也要给双方举证、答辩期限啊！但是，调解可以随时进行。”刘文涛好话说了一堆，原被告还是拒绝调解，坚持在法庭上见高低。
3月15日一上班，两个中年人便一前一后走进了柳林法庭。走在前面的人红着脸对刘文涛说：“问题我们协商解决了，老宋和老赵可以作证。给我办撤诉手续吧！”另一个紧跟着说：“这事儿都怨我，上下楼邻居有啥事不好说，就怨我不懂人情世故。”
仅仅一周时间，双方态度为何转了180度？
刘文涛微微一笑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我有"秘密武器"帮助。”
一旁的柳林法庭庭长王鸽“解密”说：“就是借力社会法官的作用。”
这起案件简单的可以用“鸡皮蒜毛”来形容。原被告是上下楼邻居。原告说，被告新换马桶后，把下水管敲坏了。被告说，是原告最近安装的热水器出了问题，跟他家没关系。
了解完情况后，刘文涛当即约见当事人所在辖区的社会法官宋增喜、赵建军，让他们帮助了解两家纠纷的来源，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宋增喜、赵建军与原被告双方住得并不远，彼此都相识，经实地察看后，认为责任在楼上的被告身上，修缮一下不过花费三四百元钱。他们与被告谈心时说：“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谁都懂。卫生间渗水，楼上的住户咋会没有责任？修一下能花几个钱？”解开被告思想上的疙瘩后，他们又找到原告聊天。最后，他们把原被告叫到一起协商解决方案。
“法庭遇到的大部分民事案件，就是这样的民间纠纷。说大，处理不好就可能出大事；说小，处理好了就是一团和气。”刘文涛说。
自2005年12月初任法官以来，刘文涛已累计审结了1600多起民事案件，没有一起因程序或实体问题改判或发回重审。
办案质量和效率之所以这么高，庭长王鸽解释说：“他善于在"调"和"解"两个字上做文章。而借力于社会法官的力量，发挥社会法庭的作用，让他把调解的作用发挥得恰到好处。”
柳林法庭的统计数据表明，刘文涛审结的案件调解率逐年提高，在2010年所审结的337起案件中，以调解及撤诉方式结案的占88.9%，是同事们公认的“调解能手”。
“社会法官擅于用当地群众熟悉的语言与当事人沟通，能够准确把握双方争议焦点，大大提高了调解结案率。通过与社会法庭结合办案，我学到了更多的办案经验，提高了化解矛盾的能力。”刘文涛感叹道。
在刘文涛的感叹声中，记者来到了设在庙李镇安泰社区的庙李镇社会法庭，也见到了被当事人称为“老宋”和“老赵”的社会法官宋增喜、赵建军。
“王鸽庭长每周至少两次到社会法庭了解情况，及时分析案件发生的规律，寻求化解矛盾、应对突发事件的办法，副庭长崔海亮常驻社会法庭，帮助社会法庭调解纠纷。”赵建军说。
王鸽告诉记者，柳林法庭辖区内分别成立了柳林社会法庭和庙李社会法庭，均有明显的标识，配备了办公室、圆桌调解室等设施。社会法官由热心参加社会法庭工作、公道正派、群众威信高、有一定的调解纠纷能力的辖区居民担任，通过本人申请、基层组织推荐、乡镇确认等程序产生。对经社会法庭调解终结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后，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庭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制发调解书，确认当事人调解协议的效力。
“社会法庭切实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法庭的工作也取得了更多当事人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王鸽深有体会地说。
本报郑州3月16日电
社会法庭生命力强劲
点评
张立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创建社会法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社会上、从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寻求解决纠纷的新力量，从源头上寻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新途径，以求案结事了。
作为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的一个探索，河南的社会法庭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但毕竟已经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判断一个新生事物有没有生命力，应该有两个基本的标准：一是有没有适宜它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二是它能否发挥应有的效果。
社会法庭的价值和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在解决民间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实际效果，主要体现在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受案数量是否下降，信访案件是否下降。数据表明，全省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趋势，社会法庭的效果已经明显显示出来。这说明，通过社会法庭把鸡毛蒜皮的小矛盾都解决了，这些纠纷就不会演化为民事案件，法院受理的传统民事案件就会下降，面临的涉诉信访形势就会明显好转。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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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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