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招标踩了权力伦理的红线

　　命案招标踩了权力伦理的红线

　　苏州市公安局在网站上公示了一则招标方案，其中对2000年以来20起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命案积案予以公布，并面向全国公安同行广发“英雄帖”，以期早日破案。方案称，对抓获犯罪嫌疑人并破获命案积案的，将向投标民警每人奖励人民币3万元。

　　（3月23日《现代快报》）

　　从古代的“揭榜破案”到如今的“命案招标”，称谓不同，内理却是一致的——都将案件明码标价，通过市场竞争法则去寻求体制外的资源，让积案、要案得以清理。一方面广发“英雄帖”，另一方面提高奖励额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犯罪嫌疑人身份已公布，就算亡命天涯，也逃不过各路名捕布下的天罗地网。

　　一方出得起钱，另一方破得了案，受害者的冤屈也得以昭雪，民众当然拍手称快。中标者命案必破，从效率层面来讲，这也是公安部门的最优选择。貌似皆大欢喜，但仔细考量政策本身，却有不测之忧，公众的视线往往被公安局的高姿态、破案的高效率所遮蔽，忽略了其中权力伦理的缺失。

　　命案调查属于刑事侦查的范畴，说到底属于一种公权力，公安机关对此责无旁贷。要提高破案效率，公安机关大可尝试其他方法，而将商业伦理引入命案侦查，使得公权力行为变成中标者的个人行动，正义之举和公益之心被私利取代，这显然背离了权力伦理的基本规范。如果中标者为了高额赏金侵犯公民的人生自由乃至生命安全，这又如何处理？

　　积案日渐增多，反映的是公安部门乃至警察的失职，公安部门应该总结教训，对失职者予以问责，并设法提升警察的业务能力及工作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讲，“命案招标”的思路有些南辕北辙，不反省自身，反而拿出纳税人的钱“悬赏破案”，能力强的警察破案动力有了，但公安部门自身的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命案招标”只是一剂强心剂，发挥不了长久功效，一旦无钱可赏，积案这种老问题又会浮现。

　　公安部门没有经济职能，高额的赏金只能来自财政，按理说公家的钱应该公家用，奖励中标民警，并按案件和人头发放，虽然谈不上“以权谋私”，却找不到权力机关的明文规定，而是游离在一个灰色地带，这也是“命案招标”面临的一个难题。“非常时期总得有个非常措施”其实只是个托词，提高破案效率，大可尝试其他方法，踩踏权力伦理的红线，终究不是治本之策。熊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