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呼唤更多社会力量

　　近期，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60个被拐孩子寻亲的新闻，无疑是最让人揪心的报道。

　　一张张迷茫、无辜的脸，让人看了就很心酸。这些孩子很不幸，但是比起那些依然下落不明的孩子，又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跟亲生父母相见的路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相比被解救的孩子，其实还有更多的孩子下落不明，父母亲仍在倾尽全力寻找。在寻找失踪儿童上，整个社会成本极大，而且效果有限。

　　由此，引发这样一个话题：有没有一个办法，尤其是能不能建立一种机制，降低社会成本，找到更多的孩子，让回家的路不再如此悲伤？

　　关注两位失去孩子的母亲

　　肖金凤（王媛的妈妈）：11点多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没在家，我还以为孩子跟她同伴经常在一块玩，我以为上别人家去了。

　　5年前，女孩王媛丢失。

　　一直到了吃中饭的时间，王媛都没有回来。父母亲开始着急了，他们挨家挨户地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肖金凤只好报警求助，但是，失踪人口24小时以后才能立案，肖金凤只有发动亲戚朋友继续寻找。

　　在连续寻找了3天后，肖金凤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7岁的女儿王媛的确是丢了。此后的5年，每一天，肖金凤都在悲痛的寻找中度过，这场噩梦至今没有醒来。

　　肖金凤一家，再也回不到以前平静的生活。5年来，只要有点线索，他们就会立即陷入从有点希望到再次陷入绝望的痛苦折磨中。

　　2007年，他们突然在一个寻亲网站上发现了一张酷似王媛的照片，一个要饭的小孩。看到这张酷似女儿的照片，想到女儿这些年可能受的苦，夫妻俩哭成一团，打算立刻上西藏找孩子。

　　但是，第二天他们接到一位在西藏的寻亲志愿者的电话，告诉他们，再去找那个乞丐团伙的时候，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丢失孩子，给一个家庭和双方的老人，所带来的是物质和精神上致命的双重打击。在王媛丢失3天后，肖金凤的父亲也一病不起。看着这间小平房，家里没有几件像样的电器，很难想象这个家庭，曾经是年收入七八万元的服装个体户。

　　本来做点服装买卖的肖金凤，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就是全国去贴寻人启示找王媛，而丈夫也辞了职。直到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才从这种几近疯狂的寻觅中，慢慢回到正常的生活，从他们手里保留的一部分车票机票，还有报纸上的寻人启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在记者采访到的案例中，丢失孩子的家庭，无一不是因为寻找孩子，弄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彻底失去了正常的工作能力。

　　刘泽英（王天洋的妈妈）：天天想，每天做梦都想。会梦到，我梦见他回来了，到现在我都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这同样是一位丢失孩子的母亲。直到现在，刘泽英还是会每天下午6点出门，她已经习惯了晚饭前去把在外玩耍的儿子王天洋叫回家。每当这个时候，时间好像又回到了6年前。那一天，4岁半的王天洋，在外玩耍不过一刻钟的时间，期间被拐走再也没有下落。

　　2004年的寒冬，在贵州安顺的街头。冬天的贵州湿冷刺骨，但是这位母亲却丝毫没有感觉，她见人就问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别人还以为她疯了。刘泽英没有疯，但是这位商店的售货员，自此再没有上过班，因为她丢了孩子以后，就常常卖错商店里的东西。现在全家依靠丈夫一个人工作维持生活。

　　6年了，王天洋的小床还保持着他失踪前的样子。奶奶每天早上都要把孙子的被子叠好，到了晚上再铺好。所有丢失孩子的家庭，都苦苦盼望着有一天，孩子和连同孩子彻底消失的欢乐幸福都会再回来。

　　解救被拐儿童社会在行动

　　众多的寻亲案例，令人辛酸。靠一个家庭的力量，要想找回孩子，即使倾家荡产，有时也无能为力。我们也看到全社会对拐卖犯罪的进一步重视，公安部在今年4月份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截至到10月28日，全国共解救被拐卖儿童2169人。但是，这些儿童有的仅几个月大；有的虽然已经七八岁，但是被拐卖时只有一岁，他们都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身世等。事实上，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只是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关于失踪总人口，目前官方尚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发挥全社会力量，进一步地推进打击犯罪、实施寻亲等工作，更有效地使用我们手里的资源，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打拐这个问题，如果民间组织的力量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张志伟（律师，“宝贝回家”志愿者）：打拐这件事真正要做好，做出效果来，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那么作为“宝贝回家”来说，它现在有两万多名遍布全国各地的，而且大部分在经历不断实践的，有一定的救助经验的志愿者。

　　现在，张志伟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到“宝贝回家”的QQ群里看看。在这些群里，除了能看到各地志愿者的群，引起记者注意的是，这里还能看到各地公安以及打拐办的工作人员设立的群。一位公安部安排的王警官，长期在这个QQ群里值班。

　　张志伟：现在全国各地负责打拐的基层公安，他们每个部门可能会派一两个人作为联系人，加入到“宝贝回家”QQ群。这样的话，就等于专门有一个群，一个网络平台，能第一时间跟公安部甚至案发当地的公安部门直接取得联系。

　　作为一名法律人士，张志伟认为，“宝贝回家”这种民间组织，如何和官方力量结合，还有更深刻的方式，那就是在众多志愿者反馈的信息和经验中，发现拐卖儿童现象发生的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推动立法的完善。

　　目前，不少志愿者通过救助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进一步意识到了儿童买卖市场的巨大，也正在更进一步地推动收买犯罪的打击力度。

　　期待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现在，很多人还抱有一种多子多福或者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当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生育时，就希望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通过买卖儿童的方式给家庭增加一个孩子，构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买方市场。

　　举例看，在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28案件中，主犯狐启佳伙同妻子童来芬，还有吴华龙、吴华林兄弟等人组织盗抢儿童集团，涉及作案人员达40多人，他们得手后通过下线，层层转卖到河南、河北等地，再由当地的人贩子把小孩卖给需要孩子的家庭。

　　在这样一张大网里，孩子每经一次转手，不同分工的人贩子都能从中赚取暴利。比如，狐启佳等人盗抢曹家男婴后，卖给中间人郭光先是4000元，再转到河南的郭九龄手里就变成了7000元，经过几手最终卖给收养家庭后，价格已经达到了13000元，而这种暴利的产生，来源于一个巨大的非法买方市场。

　　现在，在一些地区，一个男孩的价格已经高达3万余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范愉认为，必须解决目前国内买方市场旺盛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源头。张志伟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了这个问题。

　　张志伟：我们国家刑法241条，一方面规定了收养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在第六款同时规定，如果不虐待这个孩子，不阻碍解救的话，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因为这个犯罪是得不到法律惩罚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规定尽快进行修改，以严厉打击这种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真正杜绝拐卖犯罪的发生。

　　今年两会期间，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经两会代表协助，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有关严惩拐卖犯罪以及国家尽快立法实施强制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相关行政法规。同时，也通过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向有关部门递交了要求严惩拐卖犯罪的有关法律意见，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紧接着，公安部门展开了今年为期一年打拐的专项行动。

　　记者：你是志愿者，同时也是积极推动关于严惩拐卖犯罪立法的法律人士之一，这件事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

　　张志伟：据我了解，公安部现在正在积极推动有关解决收买市场旺盛的问题，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希望他们尽快调研、出台有关司法解释，能够在立法上杜绝这个漏洞。（据央视《经济半小时》）

　　新闻观察：打拐，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拐卖儿童，令人发指。而如何让被拐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则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仅仅依靠公安一个部门的力量，打拐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公安部网上公布的60名被拐儿童至今找到亲生父母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很多孩子被解救后不得不返回买下他们的养父母身边。

　　如何才能打破打拐的怪圈？宝贝回家遍布全国的两万多名志愿者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全社会的力量，我们希望更多的类似宝贝回家的NGO非政府民间机构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当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人贩子才会无处可藏，才会有更多的被拐儿童回到父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