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十二五”最大难题是分配改革

　　“十二五”期间，能不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关系到今后5年的发展，更关系到未来10年到20年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转变发展方式，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面对“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我们需要怎样创新机制，确保执行？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预测：调整分配关系实现均衡共享式增长，推动国富向民富转变将是未来经济工作最大的看点与难点；应对高物价、高房价和高成本“三高”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最大考验；用工荒拐点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大推力，政府要因势利导推动经济转型；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乎老百姓幸福感提升的最受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说分配制度改革最难？难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辜胜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出现“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的严重不同步状况，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报酬比重低、收入差距大、薪外附加重、公共支出少、慈善捐赠规模小等问题。分配制度改革之所以是最难的攻坚战，是因为改革要涉及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实现“两个同步”，必须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比例，改变政府和企业收入增速过快的状况。

　　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要积极推动国富向民富国强的转变，实现均衡共享式增长。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壮大中产阶层。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减少收费，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要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再一个就是要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

　　《中国经济周刊》：您也有提到高房价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最大考验，那么，您怎么看当前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辜胜阻：自2010年“国十一条”开始，“国四条”、“新国四条”、“国十条”、“限贷令”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凸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长期来看，房价受房地产市场供需、土地供应、税收和信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都需要增强针对性和各项政策的协调性。客观来看，让房价保持合理水平，有效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要进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重在供给管理。

　　我认为，首先是要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加大住房供给。既要有多层次的保障房体系，也要有多层次的商品房体系，通过多向分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同时要加强对民间游资的引导，减少投机性住房需求。应该要贯彻落实国务院扩大民间投资“新36条”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抑制游资冲击。此外，还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地方政府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降低房地产成本。

　　《中国经济周刊》：下一个五年已经开始，在您看来，“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哪些难题和压力？

　　辜胜阻：“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难题和压力。

　　具体来讲，一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为92.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则为52.5%。2009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达到了极点。

　　二是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的失衡。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结果表明，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农民工，所以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实际只有1/3。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高价城式化（生活方式）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和无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称为“城式化”。在两栖生存状态下，由于高额的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式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工业化表现为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价工业化。

　　四是高能耗和低减排的失衡。有研究表明，过去20年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

　　五是私人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短缺的失衡。相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过去过多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资源配置失衡，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中国经济周刊》：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转型将成为“十二五”的政治主题。然而，转型应该怎么转？

　　辜胜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中国经济面临着第二次转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2011年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元年。

　　“十二五”期间，中国需着力改变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增长动力结构等结构失衡的局面，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一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实现国富向民富国强的转变。二是从要素驱动的高增长大国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强国转变，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改变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三是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的转变。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多数省份都调低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一些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加入了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辜胜阻：一些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加入了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要求，这充分表明，政府也在加快转型，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入改革和探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提升国民幸福感。当前，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各种民生问题全面升级，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有待进一步提升。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当要努力推动当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和国民幸福指数提升的政绩考核体系。

　　我眼中的“十二五”难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在抑制通胀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个长期积累的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改革要坚定，也要加大力度，但成效应是逐渐的。近几年的情况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低收入人群的工资近几年增长较快，这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会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我们叫它“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贵了，资本相对便宜了，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再加上“未富”，我们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邓聿文

　　我认为整个“十二五”时期，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大难题：一是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二是建立起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而健全的公共服务，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反腐败必须有实质性突破，使腐败得到初步遏制。四是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使我们生存的家园得到切实改善。五是在解决人口老化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方面，要有所进展。六是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七是在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建立起回应民众诉求的制度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