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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一家人生活在狭小的“鸽子笼”里。本版摄影实习生 张瑞麒 记者 施培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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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青年报
夜晚，田林路灯火通明的商业区边，33岁的魏传道打工归来，穿过一扇一米宽的小门，扎进了一堆低矮的房屋和呛人的烟味中。自行车跌跌撞撞地前行，路边的老虎灶台上爆出噼噼啪啪的火光。他住在一个名叫高家浜的“城中村”，这里曾被网友戏称为“上海最穷的地方”。桂林路、漕宝路、苍梧路、田林路——四条路、四面墙在繁华都市的中心地带圈出了一个6万平方米的独立世界，在这个4万人聚居的封闭世界里，“城中村”的年轻人们经历着怎样的人生？本报记者 严柳晴
一墙两世界
“对我来说，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上海也没有什么变化。一年、两年，每一天都过得一模一样。”
从老虎灶台打水回来，魏传道小心地拽着楼梯的把手。铁楼梯仅容一身，他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水桶和身体的重心。打开门，往墙上一靠，衣服上被扑上了一层灰白色的墙灰。屋子里少有空间，四季衣服和杂物摞在层层叠叠的面盆里。邻居们谈笑声，吵闹声，从板墙的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这是高家浜里条件尚好的住房之一，并且，这已经是这栋楼房里最亮的屋子，有一扇朝南的窗户。这间小屋子，魏传道和老乡付强来来回回无数次，苦苦寻觅，才以400元一个月的价格，租下了这间6平方米的小屋。去年年初，刚进高家浜时，他们住在一间没有门窗的小阁楼里，四面都是“有声必透”的木板，傍晚烧饭时，黑烟从一支粗大的烟囱里直贯而上，一出门就被呛得咳嗽不断。3个月后，他们终于住进了这扇有窗户的住所。
桂林路高楼的灯光扑进半米多宽的正方形窗户。夜晚不开灯，就着亮光，他能看清墙上报纸的字。报纸的日期是2009年1月，每天夜里无聊时，他就看着一条新闻入睡。“老人社区求医被骗。”一年多，报纸渐渐地潮湿、泛黄。“对我来说，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上海也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在做我的工作，一年、两年，每一天都过得一模一样。”
屋子里的一张双人床，紧贴着窗户摆放。上下铺床板，把窗外的景象隔成了上下两片。魏传道坐在床上，探身望去，抬头是高楼，霓虹灯的光色变幻莫测。低头看，窗下是一个堆满了柴火的院落，一个老虎灶缩在边上，70多岁的老阿婆在往炉子里塞着碎木板，瘦瘦的身子被蒸腾的气雾包裹。每天，魏传道和付强会去老虎灶打水，五角钱一桶热水，还装不满一个水桶。“往远望是幻想，近处看是生活。”魏传道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被微缩在这一扇窗前。
在“城中村”，户籍人口仅有2000多人，而实际居住却超过4万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老乡”仍是最亲切也是唯一的依托。
城里人？村里人？
“我是从农村来的，但我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13个人住50平方米。“怎么熬都没有希望”。
不知不觉，在高家浜住了两年。这间6平米的屋子里，住着魏传道和付强两个人。魏传道比付强大12岁，18岁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现在，两人都是克里斯汀蛋糕房的面包师。
5年前，魏传道经一个老乡介绍，到上海打工。3年之后，魏传道带上了老乡付强。之后，也有几个老乡随他们的足迹来到上海。“我是从农村来的，但我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
离魏传道不远处，张强一家人围聚在一起打扑克。这几年，张强陆陆续续地带来了他的亲友，现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一个13个人的家庭。这个家占据了大约50平方米的地方，分别住在十来间隔离的小格子间里。“这是我弟弟、弟媳妇、弟弟的朋友，还有表兄。”张强顿了顿，“工作不好找，过日子也难。”
三年前，张强从福建来到上海。朋友为他在高家浜一带安排了住处。不久之后，他带着妻子和5岁大的孩子，在上海落了脚。老乡们给了他的孩子一个“洋气”的名字：JERRY。小JERRY一直患有眼疾。张强每天倒班，终年无休，来维持母子俩的生活开销。今年年初，小JERRY接受了手术。张强来到松江打工，“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我希望儿子能到上海读书、治病。所以，我现在只有拼命。”
他会带着初来城市的老乡定居高家浜地区。在他一大家子的13个老乡中，5个男青年刚到不久，他们在家门口聊天、打牌，像是仍然延续着家乡的生活一般。他们的生活只多了一个内容——找工作。这个大家族里，随时有人进入，也随时有人离开。女孩方方（化名）从专科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年，而不久之前，她回到福建老家开了一家小店。“她说上海太苦了，怎么熬都没有希望。”
生活的压力不免让人陷入暴躁之中。路口的老虎灶边，孩子在一旁吵闹。父亲操起菜刀吓唬孩子。“活不耐烦了，咱家没钱了，明天你吃什么去？”父亲抡起菜刀，气急败坏地劈着柴火，孩子蜷缩在一边瑟瑟发抖。
活着？混着？
“这里的生活已经固定成格式，很难有人去改变。总能勉强活下去，但是不能一直这么活着……”
“在这里，不出去也能活一辈子。”这句话，被高家浜的许多人提起。
魏传道觉得自己是个“上海通”，来上海打工五年，随着工作调动，他几乎走转了每个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人民广场，徐家汇的几座高楼，都如数家珍。“我还去过金茂大厦，说得有多神乎，坐电梯，呼一下上去了，呼一下下来了。”
而魏传道并不想做一个城里人，他并不喜欢出门。下了班的日子，他喜欢“窝”在高家浜里。偌大的城市里，他没有朋友。“昨天有人跟我说，马路对面就是桂林公园，是曾经的皇家园林。”一年多来，自己每天从桂林公园门口路过，却从未发现。
在吵吵闹闹的高家浜里，虽然找个厕所都要走五分钟。然而，魏传道却觉得，在高家浜，自己踏实了许多。他的账本既单一又简单：一碗炒饭5元钱，泡个水三角钱。一天花上十多元，就能解决温饱。最重要的是这里低廉的房租，在上海几乎市中心无处可觅。“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这里的人都是这么活着，只要肯干些活，总能勉强活下去，但是不能一直这么活着……”魏传道陷入了沉思。
窗外传来一声巨响，老虎灶烧爆了，火苗直蹿上树顶。在高家浜居住了30年的史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居委会提出取缔老虎灶，但是不行。”“热得快”开始大肆流行，房东们担心“热得快”爆炸。不久之后，老虎灶回到了高家浜。“这几年来，这里的生活已经固定成格式，很难有人去改变。”
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我该走出去，上海的夜晚这么亮。”
不久前，魏传道应聘一家法国餐厅，最终因为他只有高中学历，法国老板没能录用他。被浇了一盆冷水后，魏传道在一家学校参加了专科考试。现在，他每周末都会去上两个整天的课。“我觉得我该走出去，如果有了学历，我会有优势。”
桂林路田林路上的好又多超市，是“城中村”人接触世界的一个触角。周末，魏传道上好又多购物。杂货铺老板娘沈惠芬和好又多超市比着价格，她的汇丰综合商店囤积着一瓶五粮液，还是儿子结婚时的留下的。“好又多卖220元，我们只卖160”。26年前，沈惠芬在乔家塘开了这条街的第一家店铺，至今，这条街上开出了零零总总的商店，只有这一家有证经营的商店。也只有这一家杂货铺，店主是上海人。
张强和他的老乡们还会被演唱会工作组临时招聘，做现场安保。3人从高家浜来到世博演艺中心。“上海的夜晚这么亮啊，”张强感叹道。张强捂着耳朵，逃不开歌声和叫声的强大冲击。歌声停了，张强舒了口气，“原来亚瑟小子是个外国人，不是周笔畅的徒弟呀。”
又一天过去了，魏传道、张强和城中村的上班族们又回到了这条小街，一辆黄鱼车载着老虎灶蹒跚而过。老虎灶的主人老王愣愣地看着老虎灶拆除、离开。
整整一个下午，老王面无表情地坐在老虎灶台的废墟上。邻里间又传出高家浜拆迁的消息。“这里要拆了，我得去找个新的生计了。”老王起身，缓缓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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