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准备金率上调不存在绝对界限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6日在博鳌论坛2011年年会期间接受包括中国证券报在内的几家媒体联合专访时表示，当前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高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控制目标，要采取多种方式克服其偏高的问题，一定要消除通胀走高的货币因素，这是货币政策适当收紧的重要原因，这一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

　　对于3月CPI数据，周小川表示，“3月通胀环比下降0.2%，说明3月物价比2月物价已经降低了。同比涨幅高主要是去年基数低的缘故。此外，历年春节后那个月物价是走低的，通胀环比数也就会下降，夏天过了以后，下半年物价环比都是上升的。今年3月物价下降幅度小于往年平均值，所以同比也就高。”

　　周小川指出，利率政策不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在全球流动性充裕环境下，如果利率工具使用得太多或太猛，可能会导致热钱、资本流入较大。他认为，中国是非常大的经济体，能够经受得起热钱的冲击，资金流入量大到一定程度才有负面作用。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通胀，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国内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下转A02版）

　　在回答加息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问题时，周小川指出，经济增长和资金成本有一定关系，具体观察时应使用实际的资金成本，即扣除通胀后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太便宜会鼓励企业增加库存，往往在通胀较高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资金不能便宜到鼓励库存。

　　对于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前公开市场操作中一年期央票利率继续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体现了央行的何种意图”的提问，周小川表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有时候是数量的要求占主导，有时候是价格的要求占主导。这两个有互补关系。当公开市场上对吸收的资金量有要求时，价格就会服从数量；当意图是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时，公开市场操作就会服从价格。利率在当前某个时段可能服从数量操作的目标，也不见得反映它本身有什么意图。”

　　周小川表示，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存在绝对界限，条件发生变化，调整的空间和力度也会发生变化。根据国际经验，也没有明确的尺度。就我国情况而言，对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程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多年来的国际顺差因素，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使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现在需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来回笼流动性；二是其使用程度取决于对准备金是否付息。很多国家对存款准备金不付息，而我国付息，因此影响的效果也不一样。

　　他表示，已使用汇率工具抗通胀。“汇率实际上已经在使用，人民币也有升值，至于如何衡量抗通胀效果，往往有困难。”

　　周小川还表示，我国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汇率的灵活性。实际中一方面要考虑到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企业的适应能力。总体而言要增强灵活性，要尊重市场供求，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

　　针对一季度出现的贸易逆差，周小川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减少顺差是我们乐于看到的。但今年初出现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造成的，这不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我国减少顺差，国际收支更加平衡，将是好事。

　　他还表示，今年利率市场化将稳步推进，不会对银行利润构成重大影响。对银行利润影响最大的还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经济周期和资产质量。利率市场化会对银行利润有一些影响，但推进时总体会考虑市场的要求和各方面承受能力。

　　此外，周小川在博鳌“世界经济展望”主题午餐会上表示，我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复苏较快，因此也容易进入下一个周期，必须警惕在周期变化中金融机构能否经得起周期变化带来的冲击。我国金融机构有条件、也要抓紧时间执行巴塞尔三协议，但一些标准提得太早会影响经济复苏的速度。在金融标准提升的过程中，要强调平等竞争，也要看到有些方面区别对待，对系统重要性机构要有更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