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有多少上海孤儿遥望家乡梦亲人(图)

翟店村有3000口人，53名上海孤儿在这里生活了50载

孤儿们在商量该如何寻亲

李来宝老人讲述当年南下抱孩子的经历

李海根讲述自己的寻亲经历

李仁龙与孙女在一起

　　“你值2分钱。”“你才1分钱。”在童年时代，这是他们经常开的玩笑。“1分钱”“2分钱”是他们从上海往山西办理迁移手续时的手续费。在这种玩笑声里，几乎所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这群孩子是被村民们用借来的烈属证远赴上海抱回的，分别散落在长治潞城市的18个村，数量有500人之多，其中翟店村就有53名。

　　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南京、上海等地，随后政府将这些孩子集中用火车往北方运送，火车走一路、送一路，孩子们被转送到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数量有5万之巨。2007年开始，本报联动江南诸多媒体和寻亲大姐吕顺芳，先后与在晋400名江南孤儿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寻找亲人。2011年的江南寻亲大会在即，记者走近了长治市这群殊途同归的孤儿。从上海到山西、从嗷嗷待哺到步入天命之年，记忆中的饥饿、埋怨、感动、牵挂、无助等众多复杂感情压在这53名上海孤儿身上，让他们回家的路变得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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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牵江南：爱恨交织五十载

　　翟店村53名上海孤儿落地生根

　　“我们村有53名上海孤儿，有着一样的被抛弃的不幸。”说这话的时候，李海根脑海中那个挥之不去的片段又出现了——1959年深秋，母亲和哥哥把5岁的李海根从老家骗到上海抛弃街头，在大街上哭了一整天后，李海根被好心人送到了上海育婴院，年后被叔叔李来宝抱回潞城的翟店村。就在1960年，先后有53个上海孤儿被翟店村的老百姓抱回，直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儿孙满堂。

　　4月12日上午10时，本报记者从长治市出发，向北车行大约15公里，来到潞城的翟店村李海根家。在本报持续5年的寻亲报道中，翟店村的10多名上海孤儿已经将本报记者当成最好的朋友。“我到村委会用喇叭喊一下吧，会有很多人来的。”今年53岁的王海平在喇叭里喊道：“三晋都市报的记者来咱们村了，是寻亲的事情，有需要联系的到李海根家里集中……”

　　刚刚准备下地的郭贤良带着锄头来了，李仁龙带着老婆、女儿、孙子来了，郭方则带着寻亲资料也来了……

　　大约10分钟后，二十多个上海孤儿来了。

　　“1976年、1982年，我曾两次到上海找过亲生父母，没有音信。去年终于找到了，80多岁的老母亲还活着，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李仁龙说话的时候，有一丝淡淡的兴奋，有一丝难掩的幽怨。旁边的李海根讲，李仁龙可能真的找到了，双方的各种记忆都能对上，但李仁龙要求对方寄一张父亲和哥哥的照片，对方一直没有寄来。“他有点伤心，就因为照片的事情。”

　　抛弃、埋怨、牵挂、寻找……带着种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对亲情异于常人的执著，知道真相后的上海孤儿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路，有的为一探自己的身世，有的为质问父母一声，有的为尽生育之恩。而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迟到的爱。“李仁龙寻亲几十年，他需要的是爱，所以他为照片的事情不高兴。”

　　18个村安置了500名上海孤儿！

　　在大家的劝说下，李仁龙犹豫了，他说会主动去证实他们的血缘关系。就在此时，离翟店村1.5公里的寨上村的李林森来了，他说，包括他在内，寨上村有9名上海孤儿。“找了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再找了，希望太渺茫了。”

　　李林森参与了2008年本报组织的江南寻亲活动，之后这几年，他几乎每年都要南下寻亲。“孙女都6岁了，恐怕此生是难以找到亲人了。”今年57岁的李林森在寻亲面前陷入两难境地：找，机会渺茫；不找，又怕失去机会。

　　来到李海根家里的上海孤儿越来越多。他们给记者列出了附近有上海孤儿的18个村庄的名单：翟店村、南庄、北庄、东南山、西南山、后家庄、寨上、羌城、东天贡、西天贡、小天贡、南天贡、贾村、南舍村、北舍村、崇道、东邑、神泉。

　　“这些村里寨上村算是少的，很多村都有几十个上海孤儿。18个村里最少有500名上海孤儿。”村里人讲，很多人在找亲人，但很多人压根就不找，不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经济条件不好，有的虽然牵挂江南的亲人但有着深深的怨恨，不愿意去找。

　　山西恐是安置江南孤儿重点区域

　　1960年前后，单潞城的18个村就安置了不少于500名上海孤儿！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当时，整个山西范围内到底安置了多少上海孤儿？

　　本报收集的上海孤儿的资料现在有接近400份，这400份资料仅仅是冰山一角，只是寻亲者的代表。当年，这些上海孤儿主要在火车道沿线的阳泉、晋中、临汾、忻州、长治、晋城6个市安置。然后，6个市的每个县几乎都安置了上海孤儿，每个县的很多村庄都安置了数量不等的上海孤儿。从寻亲者提供的线索看，有数量难以统计的、类似潞城这18个村庄的地方，这些村庄曾经都安置过几十个上海孤儿。

　　2008年4月，本报采访了原南京儿童福利院副院长于敏，他回忆了当年那一幕幕辛酸的场面。“弃婴孤儿最多的时候是1959年的下半年到1960年，那个时候福利院一天最少也能接几十个孩子，最多的时候一天接收过50个。我们把宿舍、食堂、礼堂、会议室都让了出来，就这样小孩也没有地方放，稻草铺在被褥下就放在地上了。”“没有多久，小孩子实在没有地方放了，我们就想：把小孩送到需要小孩的人家，算给他们找一条生路吧。我们就派出了一个人，到山西太原去过两三次，去了以后就找当地政府部门了解要孩子的人家，统计好数量我们就包一节车厢，把他们送过去。”“送孩子时我去了，车厢是卧铺车厢，一个卧铺上放好几个孩子，我记得当时是在陕西潼关转车的，转车就在火车站上，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地上、凳子上到处都是小孩……我们当时还去了几个保育员，在火车上配奶喂孩子。还带着好多尿布、干粮……到太原后，我们就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好多孩子刚放好后，家长就开始领养……”

　　于敏回忆的只是“南京孤儿”，而当时以火车往北方运输孤儿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吉林、新疆，凡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放一路。至今已无人能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离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而从本报5年来做江南寻亲报道收集的资料看，这5万人中，恐怕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山西。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民政部门没有掌握具体的数字，但具体的数字肯定很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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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悲情：饥饿与悲剧一路相伴

　　一个烈属证领一个孩子

　　政府用火车运输孤儿北上是当时最主要的方式，但翟店村的53名上海孤儿却是村民们自费到上海抱回来的。当年，为什么翟店村有这么多人家亲自跑到上海等地抱养孩子？为什么包括翟店村在内的18个村庄多数上海孤儿都是人们亲自跑到上海抱回的？采访中，记者为此问题困惑，就连这些上海孤儿们也因此疑惑起来。

　　“1960年的时候，村里突然收到一个通知，说需要孩子的人家可以拿烈属证去上海抱孩子。”今年74岁的李来宝老人回忆，当时，想抱孩子也是要资格的，不是想抱就可以抱，“人们开始四下里去借烈属证，一个烈属证可以抱养一个孩子。”“抱养孩子的人家多数都是没有男孩子的、不能生育的、想留个后的，亲自去上海抱养孩子就是想抱个男孩子。”“当年村里人分6批抱回50多个孩子，第一批孩子抱回来后，都是体型健康、聪明伶俐，村里人很羡慕。因此，更多的人开始南下抱养孩子。我是村里第五批到上海抱养孩子的。当时我的哥哥出交通事故不在了，我父亲希望给哥哥留个后，就卖了许多家当、问朋友亲戚借了许多钱，给我凑了150元出发了，抱回来的孩子就是李海根，给我哥哥当儿子。”

　　1960年，李来宝老人一行一次从上海抱回了9个孤儿，小的还在襁褓之中，最大的已经13岁。“150元在当时娶媳妇都花不了，那时候的农村，一家一年赚几十元都算可以的。”带着150元，李来宝一行9人出发了，先坐汽车整整一个白天来到邯郸、后坐火车到浦口、再坐船到南京、最后乘火车到达上海。一路上交通费每人花去20多元。

　　“在上海育婴院排队就排了七八天。”李来宝老人讲，当时的上海育婴院比翟店村都大，里边全是孩子，每天门口都是排队领养孩子的，七八天后，他们一行9人全部领到了孩子。“交1分钱就可以办理迁移手续。手续办理完后，育婴院发布票，给孩子们买衣服、帽子、鞋。然后从上海出发乘火车经郑州、邯郸、长治回到村里。”

　　李来宝老人出发的时候带了150元，回来还剩下20多元。“之后，还有最后一批去上海抱养孩子的村民，再往后就抱不上了。”

　　上海变成“饥饿的城市”

　　1960年时，翟家店村有1300多口人，50多个孩子来到村里后，给村里人带来了新的欢乐，但这53个孩子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时到今日，有的已经搬到长治、太原等地居住，有的家庭富裕，有的经济条件很差……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刚来村里时，53个上海孤儿经历的是和在南方时一样的饥饿。“感觉是一样的饿。”妈妈和哥哥将自己骗到上海后抛弃的记忆一直不断地出现在李海根脑海中，他恨过、怨过，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开始牵挂半个世纪未见的亲人，这种感觉已经极大地战胜了怨恨。“当时我已经5岁，虽然记忆不多，但饥饿和被抛弃的一幕总出现在脑海里。”在李海根的记忆里，在南方时，早上吃的是2个小小的大米球、中午吃点大人们打下的鱼和鸟、晚上有时候吃点米糊，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来到翟店村后，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每天吃点棒子面糊糊。”李海根是爷爷和叔叔李来宝把他养大的，不久之后，爷爷去世，叔叔经济条件也不好，李海根13岁就开始成了流浪儿，自己奋斗，直到娶妻生子。

　　一样感到饥饿的还有李仁龙，1976年、1978年，李仁龙的父亲和奶奶先后去世，17岁的李仁龙和李海根一样过起了“流浪儿”的生活。采访中，当年来到翟店村的53个孩子中年龄较大的人，对那段饥饿的岁月充满深刻理解。

　　把孩子送到人间天堂的上海去寻找活路，这是1960年前后饥荒中的人们共同想到的出路，苏浙皖等地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上海。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但家长们做梦也想不到，上海比他们老家好不了多少。1960年五六月，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孩子，像李来宝一样抱孩子的人多了起来。上海孤儿开始北上历程，然而，等待他们的依然是饥饿。

　　36年后再见：夫不是夫，妻不是妻

　　1960年，安徽大地是闹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李海根的妻子李香翠并不是孤儿，但因为这场饥荒，她有了两个父亲。提到饥荒二字，李香翠眼里的泪水开始打转，眼泪里是复杂的悲与喜。

　　李香翠母女见证了1960年前后江南的饥荒。

　　1960年前后，作为一名转业军人，李香翠的亲生父亲退伍后在安徽农村任村干部。突如其来的饥荒让整个村庄的人们饱尝了饥饿的滋味，但受过军队严格训练的李香翠的亲生父亲，他的原则是饿死自己人也不能饿死村里人。

　　李香翠的母亲赵苏兰理解自己的丈夫，她没有说什么，但为了活命，她带着一双儿女开始了乞讨生活，儿子当时6岁、女儿李香翠当时4岁。“在乞讨过程中，我见过很多走在路上跌倒就死了的人们，那种感受不是现在的人能够理解的。在乞讨中哥哥走丢了，母亲带着我一路乞讨、一路寻找哥哥，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们来到了山西翟店村。这里比老家要好一些，村里人可以接济我们一些。但我们没钱，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为了生存，母亲赵苏兰在1962年嫁给了我的养父。之后又生下了3女1子。”李香翠明白，母亲赵苏兰一直不愿意提及这段历史。

　　李香翠的亲生父亲并没有放弃寻找赵苏兰。饥荒过后，他开始四处打听妻子的下落，通过户籍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寻找赵苏兰。

　　1969年，派出所的民警找到了赵苏兰。他们代李香翠的亲生父亲问了赵苏兰一个问题：孩子他爸还等着呢，回去不？“回不去了。”这是赵苏兰的回答，这短短的4个字里饱含的内容远非简单的道德标准可以衡量——在翟店村，赵苏兰有5个孩子需要她照顾。正是在这一年，赵苏兰才正式与李香翠的养父结婚。

　　1996年，在李香翠的陪同下，赵苏兰老人回到离别36年的家乡。望着曾经的丈夫、望着曾经的妻子，两个老人没有说话，只有低沉的哭泣……

　　“当时，父亲紧紧拉着我，不让我回翟店村了。我说我已经成家了，36岁了。父亲哭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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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下寻亲：辛酸之路充满荆棘

　　含泪的微笑：“我们就值1分钱。”

　　在来到翟店村后，几乎都是同龄人的53个孩子从小就是玩伴。“你才值2分钱。”“你才1分钱。”

　　在童年时代，这是他们经常开的玩笑。“1分钱”“2分钱”是他们从上海往山西迁移手续时的手续费。

　　在这种玩笑声里，几乎所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成年后的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旅，这一路有欢笑、感激，更多的则是失望、无助、辛酸、无奈……

　　李海根与李香翠同是江南人，两个流浪儿的婚姻是村里的一段佳话。“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每天都在不断上演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上海孤儿是不幸的，但家长们同样是不幸的。”岳母赵苏兰的人生经历让李海根对寻亲有了宽广的胸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已经多次南下寻亲，但幸运一直没有降临在他身上。看着家里一厚沓的寻亲资料，他陷入沉思：“我该怎么找？”

　　李树枝同样能够理解那段历史。2008年，在本报组织的江南四地的寻亲活动中，李树枝找到了“亲娘”，但DNA的结果让他失望，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亲人。但李树枝正式地认了这位老太太，并给老太太治病，一下花了几万元。这是常人难以想通的情感。在这次采访中，李树枝说出了自己的道理：“我心里清楚我们不是亲人，但我不想伤害老太太的心，只当是做件善事吧，毕竟老人年龄大了，她找儿子的希望越来越小，而我找母亲的希望要比她大。”

　　除了对亲生父母的牵挂，对养父母的感恩之心是许多上海孤儿难以放开手脚寻亲的原因之一。郭方则是姐姐亲自从上海抱回来的。当时，郭方则的亲生父母带着小郭方则来到上海育婴院，正好遇到来上海抱养孩子的郭方则的姐姐，在上海育婴院办理手续的时候，双方另外签订了一个协议。50多年来，郭方则从养父母处探听过这个协议，但养父母始终不说。也许是被采访现场感动，当着记者的面，他又一次给姐姐打电话，电话中姐姐依然不愿意告诉他实情。泪水在这位天命之年的汉子眼中打转，他强忍着露出微笑……

　　一边是亲生父母、一边是养父母，找还是不找，一直是上海孤儿心中矛盾的焦点。之所以这几年南下寻亲的上海孤儿越来越多，也与很多养父母去世有关，但殊不知，亲生父母的年龄也一样大，也一样在离开人世……

　　幸与不幸，在时间中流逝

　　在翟店村的53名上海孤儿中，贾义顺是幸运者。在得知真相后，他下了一个雄心：一定要找到亲人。1993年，他沿上海、南京、宜兴等城市一路张贴寻亲广告，无果后依然坚持。养父看在眼中、疼在心里，最后告诉他，他是在苏州抱养的。他跑到苏州，花钱在苏州的电视台做广告，广告打了整整一个月后，亲人相认了！

　　在多年的寻亲中，翟店村53名上海孤儿中有六七名找到了亲人。但有一半的人没有出去找。郭贤良两个耳朵有明显的指甲掐痕，是亲生父母留下日后相见的标识。但他没有出去找，“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即使找到，相互语言都听不懂，而且我已经是地道的山西人……”

　　“《三晋都市报》的寻亲报道我每年都关注，但我不会去寻找的，没什么希望了。”王海平叹息，叹息声里依然充满对亲人的牵挂。

　　“53名上海孤儿中，已经有2名去世了，他们是幸还是不幸？”采访中，翟店村一位上海孤儿喃喃细语，像在自问。

　　“当时，被上海、南京等地的孤儿院收留的孩子能来到北方的算是幸运儿，许多孤儿未来得及送出就夭折了……”另一位孤儿讲，正是在翟店村，上海孤儿才摆脱了生与死的折磨，没有养父母，也许根本就没有上海孤儿的存在。“不找了，不找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正像李来宝说的：“我希望他们找到亲生父母，找到也不可怕，他们都50多岁的人了，让他们走他们也走不了。”

　　今年的江南寻亲活动将在4月30日、5月1日、5月2日分别在上海嘉定、宜兴、无锡举办，急切盼望寻亲的在晋上海孤儿们又将面临再次的幸或不幸。虽知人生已经不能改变、虽知回家的路途渺茫，但在饥饿、埋怨、感动、牵挂、无助的心理状态中走过半个世纪后，他们依然希冀——用50载甚至一生的不幸换回一刻的幸运。

       记者 杜建伟 文／图（来源：三晋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