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流浪乞儿救助需要制度强力支撑

　　岁末年初，流浪乞讨儿童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救助。然而，调查显示，对流浪乞儿进行的救助流于形式，不少被劝阻、遣返的流浪乞儿又很快重返城市街头(3月1日《新京报》。

　　据分析，有三大因素妨碍救助，一是救助者热心，被助者冷淡，多数被救者根本没有求助的愿望;二是流浪乞儿来源地和救助地对接不够，来源地根本不知如何安置被救助儿童，仅限于“收发”;三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使简单救助流于形式。

　　应当说上述分析不无道理，但即使完全改变上述三大因素，目前实施的流浪乞儿救助也难以奏效。在笔者看来，没有明确而具体的制度支撑的流浪乞儿救助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当然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必须承认，岁末年初出现的流浪乞儿救助潮，本身就不是制度发力的结果。它最初旨在经过公众的“随拍”通过微博“打拐”，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场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参加的大规模的“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活动。也就是说，这场活动是民间带动官方，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特点，因而不仅缺乏制度本身的计划性、组织性、措施明确性和行动一致性，让儿童来源地的政府职能部门不知所措，而且也让被助者不明就里，莫名其妙。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在短时间内就轰轰烈烈的救助活动，缺乏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强有力支持，这是迫使活动不得不仓促由“随拍打拐”改为“救助流浪乞儿”的深层原因，即使如此，其合法性还是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强烈质疑。活动本身的摇摆不定及其合法性存疑，似乎注定了这项活动的虎头蛇尾，最终只能流于形式，使救助变为毫无意义的流浪乞儿“免费旅行”。

　　在我看来，影响流浪乞儿救助效果的最大法律制度缺陷，是我国至今尚无一部明确具体且统一完整的儿童权利保护法。儿童应当享有哪些权利，父母、家庭、学校和政府承担哪些义务，哪些是不能放弃的权利，哪些是不能怠慢的义务，这些内容仍散见于多部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法律法规之中，不仅有些关键权利义务还不是十分明确具体，而且在相互衔接和有效保障上还有不少漏洞，缺乏力度。比如，法律虽然要求儿童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但这种“义务性”体现得还远远不够，没有相应措施保证和促使家长及当地政府严格履行义务。

　　部分流浪乞儿的出现与此密切相关。而对非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儿童，政府有没有义务保障他们基本生活和教育需要，不使他们沦为流浪乞儿，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界定，事实上把更多的儿童基本生活水平保障义务交给了父母和家庭。

　　另外一个法律制度障碍则表现在操作层面，即到目前为止，我国相关法律虽然早已规定了监护权的转移，却少有法律实践。特别是对那些父母带领儿童流浪乞讨的情况，政府和社会实施救助的前提就是要实现监护权的转移，通过暂时剥夺其父母监护权的方式使儿童获得充分的成长保障，否则救助就有法律障碍，出现法律纠纷。总之，救助流浪乞讨儿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国家法律制度的强有力支撑，单靠名人和民间组织一时的“热血沸腾”无法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