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人才之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与此相应的是，特权意识日益与世界潮流相悖。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就称，“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在这种背景下，相对而言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甲国家不差钱，但缺自由，而乙国家，既不差钱，甚至钱更多，又有自由。那么，拥有甲国国籍的人才和拥有乙国国籍的人才，如果要在甲乙两国进行选择，会何去何从呢？在笔者看来，对于甲国而言，它所最能吸引的人才，大致有两类，一是爱名利甚于爱自由者，无所谓要不要趋附权力；二是希望用自己的言行促进这个国家自由和变革的人。倘若甲国将后一种人视为异己排斥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最能吸引的人才是前一类。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同样地，为了名，为了利，有些人才也可以围着权力意志转，需要他什么就说什么，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倘若人才机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势，腐蚀和败坏人的心术，这是一国之福么？

　　浙江大学教授许梓荣在“瘦肉精”问题上的表现，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2009年他曾跟媒体说：“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当人才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被戮掉之后，人才就成为权力意志的附庸，滥用的权力和滥用的技术等等一起搅和，就可能把一个国家变成不安全的国家。

　　不讲良心的人才，是危险的人才。并且以权力意志的好恶来遴选和抑扬人才的地方，往往是人才公德精神最差的地方。要能够吸引这些思想观念各异的人才，就必须在制度中秉持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吸引或排斥人才的原因非常复杂，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不少。

　　远一点如法国。1685年，太阳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取消南特敕令。这一宗教政策导致20万新教徒逃离法国。瑞士、德国、英国等国，成了他们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写道，对于法国来说，不仅丧失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工业、财政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在欧洲新教强国激起了普遍的义愤。

　　近一点如纳粹德国。对于希特勒和纳粹，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恩，忆及往事时就说：“我们以日益增长的恐怖心情注视着他们的兴起。在希特勒成为德国的总理以后，我们知道是没有希望了。”希特勒的种族政策，使得爱因斯坦、玻恩等等科学家流亡国外，爱因斯坦去了美国，玻恩留在英国，而政治上与自由为敌的政策，则使得雷马克、托马斯·曼去国离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英国能够容留马克思、恩格斯，接纳在沙皇俄国呆不下去了的赫尔岑，可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却在1922年把所谓“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潜在朋友”驱逐出境，其中就包括160名最杰出的俄罗斯哲学家、学者、工程师、农学家等等人才。历史的经验表明，迄今为止，给予人民自由和平权的社会，才是最具有包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