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三周年：映秀重生

　　“映秀已经是全国、全世界的了”

　　“震后，映秀光是规划，就用了1年多。”东莞市财政局副调研员、东莞援建映秀工作小组成员陈志标记得，他在2008年7月就到映秀了，“规划方案一改再改，大大小小的会议开了三十多次。别的援建城市跑了50米乃至90米了，我们才踏上起跑线。”

　　2009年5月9日，映秀重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5·12”地震灾区关注度最高、花费时间最久、动用人力物力最多的一份规划。陈志标说，规划中，所有建筑布局都把防震减灾放在首位，同时也考虑到映秀未来的发展和定位。

　　“泥石流当天，我们就在现场，非常揪心。”陈志标回忆说，“刚发生的时候，想到的是生命和财产安全。第二天平静下来，就开始担心那些建筑物。不过还好，新建的房子还是经住了考验。”

　　据孙小飞介绍，之后，四川省组织了6批专家检测之前援建的建筑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结果完全达标的。

　　泥石流过后，有专家指出，当初应该先治理好山体再开始重建；也有人建议，四川地震灾区地质灾害集中性爆发，能否在全省层面上来考虑重建问题，先建立好排泄洪水的规范要求，再让各地开展重建？

　　“映秀新镇的河堤，应该说是整个汶川修得最宽、最高、最好的，如果这次没有河堤挡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孙小飞认为，安全是一方面，但也得考虑映秀今后的发展，“当时说的是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完成，映秀的重建因为规划耗时比较长，再加上之后的泥石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眼看着最后期限快到了，一些项目还没做好，大家心里都着急。也有人提出要易址重建，但阿坝州可建设用地本来就少，除了草地，就是河谷地带，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易址。”

　　“映秀已经不是映秀人的了，是全国、全世界的。”孙小飞风尘仆仆地站在工地上一边冲着施工方喊叫，一边抽空接受着采访。

　　一代人来，一代人走

　　镇上的人们也和他们的镇子一样，在废墟上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

　　漩口中学遗址旁边，附近鱼子溪村的村民们摆着小摊，货物堆得满满当当，光顾者众。普通话说得好的摊主拿着麦克风，免费当起了导游，“⋯⋯伤亡最重的是我们的映秀小学，学校四层的楼夷为平地，全校400多个学生，遇难了一半多。一个孩子的遗体挖到了，他的爸爸妈妈抱着遗体到了岷江边，纵深跳下⋯⋯”略带职业化的声音听不出一点温度，听者却大多为之动容。围墙内，漩口中学的主教学楼斜着肩膀，栽倒在地。

　　鱼子溪村村民白巧燕在地震后坐部队的直升机出了映秀。11天后，生下了儿子。两年多后，这个叫“震新”的孩子已经可以跟在母亲后面满地跑了。“还是得感谢共产党。”家里70多岁的老人一本正经地说。

　　现如今，映秀镇蹒跚学步的孩子多了起来，小卖部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旺仔小馒头”和各色糖果，路上不时能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看到孩子，笑容重新出现在村民们的脸上。这些伤痛了太久的人们，需要一个告慰，一个告别和一个开始。

　　对逝者的哀思大多放在固定的日子。

　　2011年清明节当天上午，映秀“5·12”地震遇难者公墓举行了公祭活动。将近午时，公墓里还是青烟缭绕，方圆几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焚香的味道。多数人静默着献花、烧纸，听不到撕心裂肺的哭声。

　　漩口中学遗址附近摆摊的村民们把摊子挪到了通往公墓的山路上，一张张塑封的照片上印着“震中映秀”的字样，旁边的影碟机兀自播放着三年前的震恸。“这几天，每天都有上千人过来。”摊主们忙不迭地招呼着过往的人群。

　　映秀小学副校长董雪峰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妻子的遗体。2010年，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在公墓里寻了块地方，给妻子和儿子立了块碑，“总算是有了个祭奠的地方。”

　　几天前，映秀小学要做一个窗口展示，董雪峰提出，是不是把已故老师们的照片放进去。有老师当场哽咽起来，说这些东西放在心里会好些，拿出来摆在眼前，只会触景生情。

　　映秀小学的原址上，徒留一杆生锈的旗杆，破损的国旗褪了色，迎风招展，篮球场上还能看出画线漆的痕迹。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凭借这些还原出它本来的样子，整个学校，好像没有存在过。清明时节，有人在国旗前的台子上放了一个苹果，几颗花生和核桃。旁边的草地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朵菊花。

　　几公里外，新的映秀小学建成了。学校在钢筋混凝土的基础上，还增加橡胶隔震支座、消能减震器和轻型隔断。董雪峰信心满满地说，这样的建筑足以抵住破坏力为9度的地震。

　　再过一个多月，杨和娟就该请算命先生把母亲“替出来”了。这三年，算命先生不断告诉杨和娟，她的母亲“被压在最底下”，“在血水里哭”。“先生说了，必须等到第三年，才能烧个纸人过去，做法事把我妈替出来。”杨和娟眼圈红了。在灾区，总有些记忆，是再安逸的生活都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