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的困惑与国际治理的窘境

　　利比亚个案再次凸显了国际治理的窘境，该窘境的根源在于第一现代性世界与第二现代性世界并存中的摩擦风险。

　　以内外呼应、网络动员和国际舆论支持的方式发动的颜色革命在一些转型国家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民主的进军”在一种和平演变的政治游戏中实现。然而，这种政治游戏使利比亚陷入困窘却也是事实。对强力干预的西方国家而言，困窘在于联合国的有限授权导致其无法展开“最终解决”式的地面战争，只能期待“内战”中反对派的胜利，这是人道主义干预和主权原则相妥协的产物。卡扎菲的困窘在于内心中确信人民（或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却在人权意义上处于道德劣势，其与人民之间的有效的宪法性联系被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切断。

　　国内不少人士在评论利比亚问题时出现对于西方干预的一片支持声，更有智识人士以非常粗糙的学术史方式证明“主权”的垂死之态。利比亚政府最大的困惑可能在于：为何利比亚问题不能在利比亚内部获得解决？为何利比亚应该按照西方认定的政治文明标准处理国内事务？为何西方一边倒地支持已经不是“平民”的武装反对派？这凸显了当前国际治理的窘境，即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范式日益不符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各种压制主权的理由、理论和制度机制被创造出来，但主权又是人类近代政治文明史的主要成果之一，而且是后发国家守护自身文化与政治传统的主要法理根据。不过“人权”更具穿透性，“主权”之盾日益被“人权”之矛攻破，一种以西方宪法模式为预设的、超越具体主权国家宪制的“高级法”日益获得一种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国际警察权”的支持。利比亚干预不过是这种被单方垄断的“国际警察权”的一次制度化执行。

　　国际警察权的对象，从其实践样态来看一般包括两种类型，即非国家的国际公益事务和不符合“人权”标准的国内事务。对于非国家事务，国际性的相关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较少受到质疑，尽管也存在具体的权力和利益之争，比如气候变化的共同治理、打击索马里海盗、国际救援等。但对于不符合“人权”标准的国内事务，其实践与国际法上的人道主义干预紧密相连。这种干预按照国际法一般需要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但西方主要国家也有不经授权的干涉实践，后者争议极大，根源在于对被干涉国主权与宪法秩序的伤害极大。

　　对利比亚的干涉尽管有联合国的授权，但一些具体情形显示出国际警察权滥用的痕迹。首先是法国的积极态度，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科耶夫1944年在《法国国是纲要》中向戴高乐提议的以法国天主教文明为核心的“新拉丁帝国”。这启发我们思考，人道主义干预与“新帝国”到底有何关系？殖民主义在撤退近半个世纪之后是否可能以新的理由重返？以“人权”干涉“主权”是否会伤害“人权”本身的道德与政治价值？其次是人权规范作为国际警察执法依据的妥当性问题。此次干预中有一个关键性概念“平民”一直是游移不定的，最初指的是“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后来模糊而暧昧地包括了已经武装起来的反对派。卡扎菲镇压真正的“平民”的行为自然应当受到谴责，但在法律上具体如何处置仍然是一个利比亚国内法的问题。内战中卡扎菲针对武装反对派的镇压，则是政府平定叛乱的合法行为。然而西方国家对卡扎菲的不同行为并不进行法律上的区分，也没有耐心真正从和平、协商、自决的立场上对利比亚人民表示“尊重”。不结合任何利比亚国内法的国际警察权的执法依据显然是单薄的。此外，我们还需要思考对利比亚的干预为何可能？这与利比亚的孤立状态和非盟的政治软弱有关。如果利比亚也是强国俱乐部的成员，所谓干预就或者只是外交批评，或者酿成世界大战。而在一次次或胜或败的干预之后，国际性的价值共识和国际社会的团结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集中体现在人权武器化对人权道德价值的损害以及更加严重的南北矛盾。开此先例，所有非西方文明国家都会亟亟自危，国际互信与文明和谐的理想将日益虚空化。“没有主权”的国际社会通过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的国际警察权来“积极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事务，并提出明确的政权颠覆的目标，这是很危险的。

　　此次利比亚干预似已陷入僵局，其前景或者为东西分治乃至于分裂，或者因卡扎菲的偶然死亡而由反对派重组政权，或许还可能由法国主持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并套用联邦制的模板。但反对派上台就能够解决利比亚的问题吗？部族政治能够一下子跃进到“人权政治”吗？如果利比亚“索马里化”并衍生出地中海海盗，谁来承担责任？

　　利比亚个案再次凸显了国际治理的窘境。该窘境的根源在于第一现代性世界与第二现代性世界并存中的摩擦风险，前者以近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宪法为框架，后者则由于经济、价值、信息、风险的全球化以及西方国家的新帝国倾向而要求在思想观念和制度框架上支持一种跨国行动模式。利比亚处于从前现代政治向第一个世界的演变中，但却遭遇到西方倡扬的第二个世界的挤压和扭曲。传统的主权范式和激进的人权范式都难以提供一种有效粘合这两个世界之裂痕的共通架构，即难以提供一种包容性的世界观。超国家的思想构思就是对此种裂痕的回应，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和贝克的“世界主义”，这属于全人类而不仅仅是非西方国家的转型命题，前景如何难以预料。而专制和干预可能具有共同的本质，从中都难以产生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