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益为导向 遏制性别失衡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

　　29岁的郑丽霞是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人。今年正月，怀孕4个月的她在亲戚介绍下，辗转来到相邻的潜江市一家乡镇医院。医生帮她做完B超检测后，告诉她胎儿是个女孩。

　　回家后，郑丽霞又经人介绍找到监利县分盐镇个体医生戴梅香，进行了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手术结束后，郑丽霞大出血不止，被连夜送至县人民医院抢救。公安机关事后查明，原本只是卖药的戴梅香在发现当地许多妇女偷偷流产婴儿后，便开始暗地里从事更加赚钱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在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两回事。后者的严重失衡远未得到根本缓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普查公报发布前两天的4月26日刚刚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主题即是“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

　　“由于老龄期的妇女寿命高于男性，而我国又正加速进入老龄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总人口性别比例。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一直在120:100左右，目前有所下降，也高达118.06:100，远远高于102～107的正常范围。”翟振武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如果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得不到缓解，将给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隐患。

　　冰山一角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各地普遍存在，在某些县市情况还非常严重。

　　郑丽霞所在的监利县人口计生局局长李继国介绍说，该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96年开始就严重偏高，1998年达到峰值186。近5年来新生婴儿男女比达到150.66，二孩男女比例达369。据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2009年调查，新洲、黄陵、大冶、阳新等29个县（市、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其中比监利县严重的县、市就有4个。

　　在四川，2001年～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16左右，全省181个县（市、区）有27个县（市、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20，最高的达到147。

　　陕西省在1995年～2008年，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2.96，二孩为142.97，三孩及以上达到173.23。在陕西个别地区，二孩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达到200以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中国等亚洲国家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维，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那么一定是有人、有机构在进行不正常的干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

　　据公安机关介绍，郑丽霞的经历只是众多“两非”案件中的“冰山一角”。长期从事“两非”案件侦破打击的监利县公安局周老嘴镇派出所指导员李家虎说，在监利县“两非”已形成“地下产业”，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产业链，高额的利润让这一犯罪网络越织越密，加入进来的不仅有农民、个体医生，甚至还有正规医院的公职人员。

　　监利县人口计生局一位副局长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6月～ 8月，监利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处“两非”案件94起，其中县内案件82起，其余12起案件发生在监利县周边的县市以及相邻的湖南省。2010年这项专项活动又查处了78起，其中县内案件56起，其他案件涉及3个省的16个县、市。

　　监利县人口计生局副局长樊明波因为查处“两非”案件，经常往返于湖北周边各省以及东南沿海各省市，并与当地计生局干部有广泛的交流。据他介绍，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在全国都很普遍，但各地计生部门都不敢将真实的数字上报。“我所接触的一些县（市、区），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都在瞒报真实情况，超过90%的地方都更改过数据。”

　　樊明波介绍说，有的地方性别比失衡严重，就找其他地方的计生部门“借女孩”充数，即在上报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上直接作假，或者捏造一些女婴的信息，从而将出生男女孩的比例拉低。还有的县市计生部门从其他地方拿到一些女孩的姓名信息，将其作为流动人口登记在当地，湖南省某市计生局采取这种办法甚至获得了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单位。

　　性别透支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依法打击“两非”。与翟振武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都有禁止“两非”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只能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刑法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给予定罪，但对医生的同样行为不能进行刑事制裁，对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也没有相应规定”，于学军说。

　　“‘两非’猖獗最主要原因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存在漏洞。”樊明波这样认为。监利县第四人民医院B超室主任医师胡水平在2007年～2008年里，在同院医生万凡、孙中保、李志及县二医院护士董琴等人的介绍下，多次为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每次收取200元～400元好处费。2009年，胡水平被开除公职。

　　据了解，监利县有不少像胡水平这样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参与非法性别鉴定。2009年监利县集中整治“两非”时，就查处了15家公立医院的39名公职医生。此后，“两非”案件的违法主体由公职医生转为个体医生以及非法行医者。

　　本刊记者从监利县卫生局了解到，对于郑丽霞案件中的个体医生戴梅香，卫生局执法人员曾多次上门检查并作出罚款处理。监利县卫生局副局长王鸿介绍道，郑丽霞案件发生后，他们将对戴梅香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王鸿说，对于打击非法行医和无证行医，卫生局的处罚力度很大，仅2010年就查处案件20多起、罚款60多万元。

　　王鸿表示，这60多万元罚款要上交给财政，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又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卫生局，“我们还希望多破获一些‘两非’案件，不然几十名执法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卫生部门以罚款为主的打击方式，反而助长了‘两非’案件的蔓延。”樊明波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位个体医生曾经多次被查处，但每次被罚款后没多久，就又开始非法从事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李继国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只要在每台B超仪上安装一颗芯片就可以制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可现在仪器和医生不归计生部门管，没法落实”。

　　于学军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产生了“两非”执法难、查处难等问题，这使一些不法分子无所畏惧，屡查屡犯。因此，在充分运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则，同时加强联合执法。

　　樊明波说，由于“两非”大量发生，监利县每年多生近3800个男孩，从1994年到现在共多生了近7万个男孩。而从全国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带来更为惊人的“男性过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依照调查资料推算，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万人。

　　这种失衡，将直接妨碍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稳固；导致性犯罪上升、同性恋增多；造成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非法婚姻、非婚生育等现象大量发生。“由于农村的失衡比城市更严重，未来的‘男光棍’将更加集中于边远贫困地区，这将大大强化这部分群体的弱势地位。这种现象与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目标极不相符！”翟振武指出。

　　多位受访专家警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给人口安全、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影响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利益导向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法律、法规、行政等约束类治理工具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着力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英认为，性别比偏高的背后，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及现行生育政策等，仅通过约束类工具难以根治，需尝试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陕西曾是国家重点管理和督导的14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较高状态的省区之一。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吴相国介绍，近年来该省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作为“柔性”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现已初见成效。

　　2008年陕西省开始实施“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政策，与出生实名登记制度、新生地免费接种实名制等相结合，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数字的相对准确和真实，实现人口计生、卫生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二胎生育证管理实行一证管一胎，一证管一年。严格执行照顾安排生育二孩只能给予一次机会的规定。对二胎孕情进行重点监控，防止孕情突然消失、溺弃女婴等现象发生。

　　陕西省还实行了立体化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自2005年以来，陕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如西安市二胎出生性别比从2005年的150以上下降到140以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雪雁认为，陕西的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其他省区及全国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受访专家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要见效仍需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建立稳定及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西安交通大学朱楚珠教授在调研中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是以县区为单位考核，但乡镇和村一级在出生人口数较少情况下应如何考核是个难题。“不少地区都存在‘一考就假’的现象。”

　　朱楚珠建议，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绩效考核，应与二胎全程管理服务制度、住院免费分娩制度相结合，在乡镇和村一级更多地考核有无计划外出生、人口统计准确率等指标，并将干部提拔任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结合起来。

　　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大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工作需要雄厚稳定的资金支持。杨雪雁建议，应在“关爱女孩行动”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方面建立稳定的、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以财政拨款为主，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专项资金。　（本文执笔：杨琳 参与采访：周甲禄、徐海波、杨一苗、吴晓颖、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