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失窃案引哗然 国内博物馆安防如履薄冰(图)

　　5月8日，一个身高不足1.6米、被马未都称为“土贼”的山东农民，闯入了“插翅难飞”、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的故宫，盗走了展馆内的9件宝物，一时间舆论哗然。

　　事发的故宫保卫处曾被称作“京城第一保卫处”，人数超过240人，下设警卫队、技术科、防火科等8个科室，每天闭馆后，还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运行，然而这样壁垒森严的安防体系为何也会失灵？国内博物馆安防系统缘何如此脆弱？故宫失窃案暴露了博物馆怎样的安防压力？有哪些漏洞？

　　对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博物馆业内人士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广东省文博学会会长邓炳权以及浙江大学文物及博物馆系系主任严建强等人。

　　原因

　　1. 失守的故宫防线“人防”最难

　　公众的想象中，北京故宫一直是国家最高级别文保单位，安保措施应是“滴水不漏”。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故宫的安全防卫工作几经演变，形成了“人防、技防、物防和犬防”的四道防线。然而，一个“毛贼”石柏魁却冲破了这道让故宫引以为傲的防线。

　　按照故宫的安防规定，故宫开放期间，所有展厅内的文物安全由开放管理处负责。游客走后，每一展厅里的工作人员都要将自己所属区域的文物清点，并且搜查所有可能藏匿人或物的角落，连消防灭火器的把手、枯井深处和高大展柜的顶端都要一一清查。确认没有异常后，每一区域的所有人再次拉网检查一遍。随后，故宫警犬队还要对故宫的各个角落进行搜寻。

　　这重重机关对于石柏魁来说却形同虚设。石柏魁也成为建国后发生的6次故宫被盗案中第二个成功携带赃物逃离宫墙的人。距离上一个成功逃脱宫墙的盗贼武庆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可当年几乎还没有任何技术防盗手段。

　　“全国各大博物馆都借鉴了故宫‘四防’一体的经验，故宫失窃案，给全国各博物馆敲响了警钟。”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目前博物馆安防问题的压力非常大。“现在社会比较复杂，觊觎博物馆文物的不法分子越来越多，我们面临的安防压力很大。”

　　让万全文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震惊中外的开封博物馆被盗案。倾夜间，馆藏的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珍品总价超过亿元。当时的国际文物走私浪潮已经涌起，不法之徒瞄准了开封博物馆下手，制造了这一号称“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万全文认为，上世纪90年代开封博物馆这样级别的博物馆其实安保条件非常差，如今从安防技术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压力却一点没有减轻。

　　浙江大学文物及博物馆系系主任严建强分析说，按理说故宫的安防体系应该是很好的。关键问题还是出在人上面，“人的责任心是保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万全文回忆说，自己曾经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考察安防经验。“大都会博物馆保安部主任是犯罪心理学博士，我当时问他有什么手段防止藏品被盗，他回答说关键就是靠人。”万全文说，“物死人活”，再高科技的技术手段也需要人来检测掌控，所以“人防”是博物馆安防系统中最脆弱的一环。

　　广东省文物学会会长邓炳权认为，再先进的安全警报也有灵敏度问题，稍微有点动静就会响，所以常常会误报，所以“技防”和“人防”存在一定的冲突。他指出，博物馆的安防，关键是人在起作用。“故宫很大，工作人员也多，此次失窃主要是人的麻痹大意，疏忽了对东区斋宫的监控。”

　　现状

　　2. 地方博物馆隐患多，形同仓库

　　根据国家文物局2008年的统计显示，全国重点博物馆的技防设备达标率仅有50%。而全国省市县各级超过2000家博物馆，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馆藏文物再度成为犯罪分子窥视的目标，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2011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上如是说。

　　今年1月，湖北省黄冈市博物馆发生一起抢劫文物案，犯罪分子抢走3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并打晕中控室的安保人员。当时正是值班员换班吃饭的时间，馆里只有一个安保人员。

　　去年1月，广东乐昌博物馆发生了文物失窃案，据透露丢失的文物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省公安厅正在破案，至今仍未破案。

　　无独有偶。今年2月，江苏省如皋市博物馆也发生了失窃案，市公安局还在侦破。据透露，文物是在展厅丢的。

　　尽管技术更新了，人员培训了，但被盗的情况却往往出人意料。

　　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副馆长何双全告诉记者，其实许多地方级博物馆安防级别都达不到要求。他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甘肃简牍博物馆也丢失过一件文物，是汉代一个青铜摇钱树，当时没有监控设备，展柜也是一般玻璃，所以第二天才发现东西丢了，现在也没找到。

　　让专家们忧心的是，目前国家对文物安保设置的配备，并没有统一标准。国家对于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不同级别文物的安防设备、安防规格不统一。邓炳权告诉记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每一件文物都有防爆玻璃保护，所以45年来零偷盗。而国内博物馆目前只是某一级别的才配有防爆玻璃。此次北京故宫丢失的展品，就因为没有被放置在防爆玻璃内，轻而易举就被盗贼打碎了。

　　《谁在收藏中国》一书的作者吴树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一些地方博物馆由于资金匮乏，安防措施非常简陋。“像江西的高安市博物馆，那里的元青花非常珍贵，但被盗过两次，幸好盗贼的水平不高，不知道元青花值钱，偷的是民国粉彩。”

　　迫于越来越大的安防压力，加上技术设备不达标，在许多国内的地方性博物馆里，很多重要文物就常年“躺”在了仓库里。吴树告诉记者，江西九江博物馆因安防条件不到位，很多国家一、二级文物只能放在地下室里，没法向大众开放，在潮湿的环境下，铜器会生锈、画会生霉。“很多地市级博物馆甚至不开放展出重要展品，如同仓库。”

　　邓炳权透露说，很多地市级博物馆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所以有时没办法对文物进行很好的分类保存。其实文物部门有个规定，市县级条件较差的博物馆可以把馆内的藏品送到具备条件的博物馆进行代管。但很多地市级博物馆不选择这条途径，因为害怕藏品送出去就拿不回来了，致使许多重要文物保管不善或干脆堆在仓库里。

　　隐忧

　　3. 监守自盗时有发生，内贼难防

　　比防“外贼”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国内一些地方性博物馆竟然屡屡发生“监守自盗”的丑闻。

　　文物圈内耳熟能详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博物馆的监守自盗案。荆门市文物局原党总支书记、副局长、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必胜，原副馆长王传富等7人里应外合，将国家一级文物“双龙首玉带钩”等文物卖出，私自将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带鞘玉首铜剑”的玉首借给荆州无业人员张某复制，造成玉扣流失，此事被鉴定为“重大破坏文物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另外一桩恶性事件，就是著名的承德外八庙文物盗窃案。李海涛在担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和避暑山庄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期间，多次利用查库等机会进入外八庙文物库，私自将馆藏文物带出文物库，并卖出文物152件，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47件，李海涛从中获得赃款人民币320余万元、美元7.2万元。案发后，他被依法判处死刑。

　　万全文告诉记者，这些层出不穷的“监守自盗”案说明，博物馆的管理体制上存在漏洞。“按照规定，凡是有人要进入库房，必须两个人同时进去，一人一套钥匙才能开启大门。但很多时候犯案的是一些地方博物馆的负责人，掌握着权力，不遵守规定，为所欲为。”

　　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认为，国内地方性博物馆体制不完善，存在严重漏洞。“博物馆的安防不仅要防外贼，更要防内贼，这就必须要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完善入库制度，人员进出库房都要严格规定；另一方面，要将文物档案做好，建立相关数据库，上级部门一定要定期抽查。”

　　“最主要还是体制上的问题，谁来管博物馆，是文物部门还是文化部门，首先这个得理清。”吴树提出，各个博物馆应该联合起来，相互监督，不能像现在都是各自为政，很难实现行业内的有效监管。

　　对策

　　4. 公开藏品目录，社会监督

　　广州美院教授李公明提出，希望故宫有朝一日应该把所有藏品清单公诸于众。“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所有的一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那怎么可能出现纳税人对于他们出钱购买的藏品一无所知呢？”他建议，所有馆藏文物目录公开，向全社会透明开放，可以避免少数人将其“垄断”为私有资源，甚至占为私有的情况出现。

　　在台湾博物馆界，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博物馆互查制度，台湾各大博物馆派出专家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定期对各大博物馆的藏品抽查，“这些重量级文物的信息被制成卡片，定期让专家们抽取卡片，抽到哪张，就调出哪件文物来检查。”万全文说，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博物馆文物接受公开的行业监督，避免了“监守自盗”等情况的发生。

　　然而，不少专家仍认为，解决博物馆安防问题的最终一环，还是要回归广大社会公众。“最有效的杜绝办法也许是教育公众，博物馆是属于全社会的文化财富，不要到这里杀富济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如是说。

　　而眼下，多年来躲在深闺的文物资源，正在中国老百姓眼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水涨船高的文物拍卖，让原本安静的博物馆及馆藏文物被染上了不安的色彩。

　　今年1月11日，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在全国文物拍卖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也提到：全国各级文物部门对近千场文物拍卖会的百万余件文物拍卖标的进行了审核，数千件禁止上拍的文物拍卖标的被撤拍，有效制止了买卖出土(水)文物、国有馆藏文物进入拍卖市场。

　　由此可见，博物馆的文物安防工作也正面临一场“内忧外患”的双重考验。

　　“现在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普通民众对于宝贵的文化遗产缺乏一种敬畏的心理，而是头脑发热，仅去关注它们的金钱价值，这个风气必须改。”万全文说，博物馆的功能是“教化”公众，潜移默化影响大众，引导他们对文物、对文化遗产产生敬畏之情。“但对于公众的教化，仅由博物馆来做，肯定是万万不够的。”

　　○专访

　　徐湖平(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主席)

　　不被盗是偶然的，被盗是必然的

　　谈背景：各类鉴宝节目助长盲目文物热

　　南方日报：媒体曝光的博物馆失窃并非偶然现象，这个压力是否越来越大？

　　徐湖平：某种程度上讲，这与我国近些年来兴起的文物民间收藏热有很大关系。但这种收藏往往是盲目的。

　　前些年，四川三星堆遗址就出了一件事，当地一个人家里出了很多玉石做成的俑，主人觉得是三星堆流落在外面的文物。但博物馆人员去看后鉴定是假的，那个人把这些俑卖给了一个企业家，经专家鉴定，说是“价值连城”，厦门还给这个企业家一块地，建了一个三星堆私人博物馆，后来被某媒体做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变成了以讹传讹。三星堆出土的都是青铜器，哪跑出的玉？但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

　　另外，加之现在盛行的鉴宝节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文物的兴趣，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对文物估价过高的情况，一个唐三彩，估价几十万，这就显得虚高了。一些节目将鉴宝作为一种游戏，往往误导了观众。受其影响，人们为了猎奇，想方设法去找各种文物，盗窃博物馆也自然而然被一些不法之徒瞄准。

　　谈现状：国内博物馆的安防问题目前如履薄冰

　　南方日报：国内博物馆的安防工作是否有漏洞？目前面临的情势是怎样的？

　　徐湖平：可以说，目前的博物馆保卫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随着近些年来文物价值的飙升，博物馆文物被盗事件屡屡发生。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博物馆不被盗是偶然的，被盗是必然的”。国内博物馆由于经费短缺、人员素质较低等因素，其安防设施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博物馆没被偷，只是因为没有毛贼光顾。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其实，近些年来政府在博物馆安防设施上加大了投入，例如在故宫博物院共安装了1000多个探头，还有红外线、防爆玻璃等最先进的安防设备。另外，故宫里配备有武警、刑警队、保卫处等多个安全保卫部门重重把关。但是因为故宫是旧式的木质建筑，容易引起火灾等情况的发生，所以导致局部区域没法安装一些安防设备。加之故宫的面积很大，人流量多，每天至少要接待5万游客，所以也容易出现安防上的漏洞。因此很多情况都是防不胜防，并且安防设施的完善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在于人的问题。

　　南方日报：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

　　徐湖平：我们的博物馆常常是严于防外，疏于防内，对保管人员的监控不够。监守自盗的情况在国内也时有发生。

　　南京博物院上世纪90年代初也发生过类似案件，一个馆内的工作人员偷走馆内29件玉器，后来被警方逮捕，追回28件，还有1件没有追回。当时没有搜身制度，所以他能将文物带出馆外。这28件文物当时估价18万元，没追回的那件估价5000元，现在应该不只这个价了。后来这个人被以盗窃罪论处，因为所盗文物超过5万元，被判处死刑。我觉得他是死有余辜的，盗窃博物馆的行为是很恶劣的，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传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自那以后，南京博物院每年11月份都会对各个部门进行安全检查。

　　针对安防问题，我认为博物馆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一个是对馆内人员进行培训，提高馆内人员的素质；另一个是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每个馆的安全设施和人员配备；第三则是制定相关规则，故宫此次失窃，有关人士称安保人员年纪比较大，没能追上石柏魁，所以对于有的人年纪太大，该退休就退休，制度上要从严。

　　谈博物馆开发：前提是保证博物馆的安全

　　南方日报：此次与故宫失窃一同被关注的，还有故宫建福宫改造私人会所的问题，很多博物馆都在积极开发博物馆的商业价值，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徐湖平：我觉得开发博物馆的功能，发挥它的商业价值，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博物馆的安全。故宫将建福宫建成富豪私人会所，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据我了解，建福宫是一个新建的馆，在故宫的西北角，相对比较独立，将其开发作为一个会所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与公众进行很好的沟通，所以造成了一些误解。

　　另外，围绕博物馆进行开发，卖一些纪念品，这些都是可以的。宋美龄别墅办婚宴也没有太大问题，国外的大英博物馆还会租给一些企业办冷餐会。故宫里建个星巴克，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拿一杯水冲茶可以，冲咖啡为什么不行。但一定要保证博物馆的安全，如果要是在故宫里做北京烤鸭，我就觉得不行，它的烟、油都会对故宫的建筑造成损坏。所以还是得从国情出发，从具体情况出发。

　　谈社会化文物监管：国内博物馆体制各自为政

　　南方日报：学者李公明提出，各博物馆应该向公众公开本馆的文物目录清单，这样有据可查，才不至于使一些文物悄然丢失。如何实现博物馆与公众的资源共享？

　　徐湖平：事实上大型博物馆一直是有求必应的，公众有什么要求，与博物馆联系，我们都会及时给予回复。但我在南京博物院当了20年院长，据我了解，这期间国内很少有人向博物馆申请需要看博物馆的书或者资料，而国外的学者与我们的联系则较多。但国内的普通大众缺乏这样的意识，不知道主动利用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去学习。

　　重要的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馆藏目录，一般来说会有三份，在博物馆内部可以查阅。但馆藏目录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向公众公开的，一方面是因为博物馆的藏品太多，像故宫博物馆有180多万件藏品，将这样庞大的目录公布给公众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没有这个需求，我国13亿人口，对博物馆文物感兴趣的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其实，重要藏品博物馆都会通过网络等途径公布，国家也编撰了专门的书介绍各博物馆的重要藏品，公众可以通过这些方式了解。如果要了解南京博物馆的藏品，可以进入我们的官网，里面有藏品的三维图像，还可以在线听解说员给你讲故事。

　　南方日报：在台湾博物馆界有一个机制，业内的专家委员可以定期抽查博物馆里的文物是不是“健在”，大陆是否可以借鉴这种经验？

　　徐湖平：台北的博物馆建立了一种互查制度，几大博物馆之间的专业人士形成一个委员会，定期对一些馆的文物进行抽查，但这在国内很难实施。因为国内的博物馆大多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短期内，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较完备的体系。但我们国内大的博物馆都有学术委员会，也可以通过他们推动文物的定期统计与抽查。记者 李培 实习生 肖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