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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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肖翊I 摄 |
从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到北京的超市
蔬菜“伤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肖翊I山东、北京报道
5月12日一大早，山东寿光菜农李志信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蔬菜大棚里采摘了一批彩椒，并以1.7元/斤的价格卖了出去。
两天后，出现在北京一家超市里的彩椒，标价为22.8元/斤。
菜农李志信、菜贩张俊山、超市采购员等人，先后和这批彩椒有过接触，但都表示了各自的不满。
寿光菜农：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5月12日，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
早上05:30，菜农李志信到自家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彩椒。上午07:14，李志信将刚刚采摘的七八十斤彩椒，用三轮车运到离大棚100米左右的洛城街道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下称“斟都果菜合作社”）开办的菜市场，以每斤1.7元的价格卖给了菜贩子。
因为是彩椒销售的淡季，当天彩椒的收购价最低为1.4元/斤，比前些日子的3元多/斤又降了不少。李志信的彩椒因为品相好，大多数都卖给台湾地区的收购商，即便淡季，每斤的价格也能达到2.3元以上，算下来，平均每天能挣一百多元，这让李志信心里感到很满足。
寿光是中国最主要的蔬菜产地之一，东斟灌村是彩椒专业村，以他们为主成立的斟都果菜合作社在当地颇有影响。去年，彩椒在销售旺季时价格达到了9元/斤以上。今年蔬菜价格普降，三四月份彩椒价高时，也只达到了7元/斤以上。
李志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家的大棚刚建一年，面积不大，只种植了1700多棵彩椒，每年的生产成本在6000元左右，从去年10月至今，已赚了3万多元。“大的棚能种4000多棵，成本八九千元，有的盈利已经达到10万元。”李志信说，附近要彩椒的菜贩大部分都来他们这里上货，因为这里是该市最大的彩椒种植区，具有一定程度的议价能力。
寿光的大多数菜农很少受到蔬菜价格下降的打击。据寿光市农业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寿光菜农通过合作社、基地等模式与市场直接挂钩，将蔬菜种植与市场销售进行了有机联系，以市场指导种植，牢牢地握住了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为了更好地保障菜农的利益，进入合作社建立的市场进行交易的批发商，大都被要求把款交到合作社，菜农每天根据市场出具的销售证明将卖菜款提走，“很好地避免了拖欠纠纷。”
据悉，像东斟灌村这样的专业市场，该市已经达到了40多处。“产业化经营还可以保障新技术、新品种的迅速推广，保证没有农药残留，达到绿色健康，同时在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掌控价格话语权。” 寿光市副市长桑文军说。这些是分散的农户根本无法做到的。
蔬菜合作社：每天少发两三千斤菜
5月12日下午，位于寿光市城乡接合部的田苑果菜生产有限公司（下称“田苑果菜”）。
尽管已是蔬菜销售的淡季，但在蔬菜包装车间里，工人们依然忙碌不停。市场部经理朱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旺季时每天从这里出去的蔬菜有四五万斤，目前只有1.5万斤左右。
田苑果菜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合作社，涉及周边300多农户，辐射1万亩果蔬基地，主打绿色和有机果蔬，品种达60余种。
据朱烨介绍，公司从2000年开始就和超市、星级酒店等进行对接。“我们的蔬菜运到全国各地，因为我们的物流车可以直达超市，少了很多加价的环节，所以山东省的超市基本是我们定什么价格，超市就执行什么价格，我们给超市8%的返点。运到北京超市的蔬菜，他们会加价1元左右。”
朱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每年都是根据上年的市场销售情况制定当年的种植计划，然后交给合作社的菜农来执行，而平时叶菜的种植则根据对接超市反馈的需求信息安排种植量。合作社每年都要对菜农进行多次的技术培训，每天对交易的蔬菜进行检测，确保蔬菜的品质合格。菜农按照合同种植，还会享受分红和补贴，因此菜农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了。成立合作社以后，菜农比以前挣钱多了。
据寿光市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寿光的蔬菜种植大都是有计划的，不会听风就是雨。“从目前来看，只要是知名度大、品牌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的农产品，都不存在销售困难的情况。品牌的打造需要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的带动，加强组织化生产也是引导菜农规避市场风险的一个方向。”
田苑果菜最大的困难在物流环节和农资价格暴涨。“我们在山东养了16台车，北京养了一台大车，5辆面包车。北京市里大车不让进四环，小车拉菜又不让，所以我们三天两头被罚款，这些成本一点都没办法控制。”朱烨说，“政府不让菜价涨，可是薄膜、化肥等农资价格怎么不调控？”政府压菜价对菜农是特别大的打击，“今年农民的收入就比往年差。而各种安全问题在超市频发，让山东全省的超市客流量下降，也影响了我们超市的进货量，这个季节比往年每天少发两三千斤。”
寿光菜贩张俊山：赔了10多万元
5月12日上午9时，寿光蔬菜物流园。
从凌晨2点就开始忙碌的菜贩张俊山依然没有停歇。从地头和蔬菜物流园收购的十几种蔬菜，经过包装和装车后，要在当天下午2点发往北京。“每天发一车，25吨左右，发什么菜，基本上是根据北京方面过来的信息。”
张俊山的摊位前，是一堆黄黄红红的彩椒，三四名女工正在快手如飞地将这些彩椒码在塑料袋里，被堆成一个个红黄相间的扁圆柱体，看起来特别养眼。这些女工的工钱已经从以往的80元/天涨到了100元/天。
张俊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品相好的彩椒是1.7元～1.9元收来的，其他的是1.4元收来的，“菜价基本是一天一个样，今天比昨天又低了两三毛。菜价越降我们越赔，我们这边收购价跌一毛，送到北京的卖价就可能跌两毛。我这每天15个工人忙，配货还要六个小车帮我拉菜，一个司机就要300元，还不算这些包装的纸箱、塑料袋、冰瓶的费用，我这25吨菜，每斤加3毛才能保本。”
在菜贩张春祥看来，今年菜多了也是菜价降的原因。寿光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该市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80万亩，冬暖式蔬菜大棚达到40万个。“其他省份的大棚也在增加。”业内人士表示，“甚至不乏政府主导的盲目种植。”张春祥当天凌晨3点多收购的尖椒，上午7点多还没有卖出去。张春祥告诉记者，和去年相比，尖椒的销售价格低了1元左右。“8点之前要是卖不出去，就只好拉回去明天再来卖，否则一天白忙活了。”
张俊山在寿光蔬菜物流园已经做了10多年的蔬菜批发生意。据他介绍，好多菜贩全指望春节前后的销售旺季赚钱。好的年份，自己一年赚10万元，不好的年份赚三五万。而今年，张俊山算来算去，目前已赔了10多万，但他和大多数菜贩一样，不想放手，“只要我撑不住了，那我这些关系就都丢了”。
张俊山们期盼着明年菜价能涨上来。而他们，也早就习惯了菜价涨涨跌跌的过山车现状，“赔赚就像赌博一样。”
下午02：20，张俊山的运菜车被堆成了一座方方正正的大山，棉被和盖篷扣上去，向北京出发。司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油价上涨，单趟运费也从一周前的2800元涨到了3200元。
晚上11：00，张俊山的运菜车到达北京市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新发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下称“北京新发地”）。
缴纳了800元的进门费后，张俊山的运菜车驶进了山东菜区。张俊山头天运来的蔬菜此时还没有全部卖出去，而彩椒的价格已经跌到了当天的收购价以下。在市场内接菜的小伙子，一边指挥大货车倒车，一边不满地嘟囔着，“净瞎收菜。”
新发地的其他摊点也堆了很多彩椒，也滞销了。往日里，一车菜到北京新发地后，最迟第二天晚上8点以前都能卖出去。
北京每天到底需要什么菜，需要多少菜，张俊山们也不太清楚。据他介绍，自己每天在寿光收购什么菜，收购多少，全凭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以及北京新发地的朋友们的信息，毕竟大家都是分散经营，收多收少都是常态。
望着地上堆成小山似的菜，接菜的小伙子告诉记者，现在1元、8毛也卖，反正不会没有人要，“习惯了”。
北京超市：卖菜只赚人气不赚钱
4月13日凌晨03：15，北京东五环附近的东昌利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菜贩老孙开着金杯面包车来到市场进菜。“又贵了”是老孙当天老挂在嘴边的话。“按昨天的价吧，我多要点。”成交后，老孙在菜筐边上写下自己的车牌号，告诉菜贩子金杯车停放的位置，菜贩子会送过去。老孙则继续到下一家选菜。
老孙在东三环内的三源里菜市场卖了22年的菜。每天晚上9点左右，老孙和儿子会在家等电话，那些长年积累下来的客户，比如菜市场周边的餐馆、酒店、超市和大使馆的后厨等，都会向老孙预订蔬菜。老孙说，三源里菜市场的摊贩基本上都从事这样的业务。
老孙拿着头天晚上的订单，在各个摊位前砍价、采购。偶尔在不确定的时候，还会给睡梦中的儿子打电话确认。当老孙口袋里的百元大钞由一叠变成几张时，天色也渐渐亮了。
5：45，采购结束。老孙开车原路返回，接上老婆和儿子，来到三源里菜市场。
菜市场门口停满了菜贩的面包车。每个摊位都是全家出动，卸货，做简单的蔬菜美化（把枯叶、泥土等去掉），分类，分重。原本2元一捆的韭菜，被老孙分成五六小捆，每捆售价3 ～4元。
经过两个小时的粗加工后，老孙的儿子开着金杯开始送菜。当天要送的是周边的四个地方：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日本大使馆、渔阳饭店和一家公司。送完货回来，老孙的儿子在路边吃了个早餐，然后在附近的社区找了个不收费的位置停车，回到三源里菜市场自家的摊位。此时已是上午10:15，附近的居民已经开始前来买菜。
虽然很辛苦，但老孙不断感慨，卖菜赚钱越来越难，因为成本越来越高。菜市场的摊位费、管理费、房租、油钱等，每月近6000元。他平均每天要进1500～1600元的蔬菜，平均利润在300元左右。“幸亏我的主要客户是那些酒店、超市等，他们对价格不是太敏感，否则生意更难做。”
5月12日山东寿光菜农李志信以每斤1.7元的价格卖出的彩椒，5月14日出现在北京某超市里，标价为22.8元/斤。该超市采购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卖菜只是赚人气，稳定客流，只能做到保本微利，甚至并不赚钱。”
记者手记
会诊“蔬菜伤人”
菜价高：都是房价惹的祸？
北京八里桥批发市场总经理赵尔烈一直强调，是高房价推动了高菜价。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菜贩的生活租房成本增加。比如北京卖菜的90%以上都是外地人，原来在城乡接合部租一个平房，房租也就200到300元。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平房多被高楼大厦代替了，即便是只租一室一厅，最低也要1500元，房租涨了5倍左右。二是摊位费。目前房地产项目开发，多数并没有预留菜市场的位置。即便有预留，也多由企业运作，毫无公益性可言。租给菜贩们的店铺或摊位租金，也是按照商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计算的。这些房价的成本都要加到菜价上。
而每个菜贩每天的蔬菜销量基本是固定的，大都在300～500斤左右。商圈的人口是一定的，每个人吃菜的量是一定的，即便菜价降了，也不会多吃。因此，菜贩只能从固定的量上找差价，所以，即便批发价再便宜，零售价也会高企。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关联度越来越低。
赵尔烈建议，可以学习一些国家的做法，在每天或周末时封路开辟早晚市，方便市民购菜，降低蔬菜成本。对占菜贩90%以上的外地人，希望能够纳入到廉租房工程里，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
农超对接：漫漫长路远
针对屡屡出现的卖菜难和买菜贵问题，农超对接被越来越多地推向了前台。商务部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把推进“农超对接”作为当前重大工作任务，力争“十二五”期间大中型城市生鲜农产品经超市销售比重翻一番，达到30%。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即便是实行了农超对接的超市，其对接的蔬菜比例也不超过10%，85%以上还是要通过其他渠道采购。“超市一般只会和一定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对接，而不会和分散的菜农对接；而合作社和超市对接，受区域限制，距离长了不好对接。现在中国大城市周边的蔬菜基地基本都被高楼大厦取代了，外地菜取代本地菜使得城市蔬菜供应的距离一再加大。而距离加大还要求在物流链上具备冷藏库、冷藏车、采摘后预冷等要求，因此广义的农超对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看来，单凭农超对接，并不能有效降低菜价。”
戴中久表示，农超对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比如结算问题，农民合作组织很多并不是公司行为，无法给超市开发票；农民希望卖完菜马上就拿到货款，但超市的结算期少则10天，慢则3个月。”
菜市场：多点公益化
目前国内很多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都是企业化运作，甚至已经被外资大量收购，进场费水涨船高，某大型批发市场的交易费用已经涨到了交易额的5%，这还不包括在市场承租的摊位费。
专家表示，与我们的“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模式不同，许多国家的批发市场大都是政府兴建，包给民企运营，免所得税等。“我们每年要上交1200多万元的税，如果能够免掉反哺给商户，会大大减少他们的经营成本。”赵尔烈说。
“既要保障菜农获得合理利润，又要确保蔬菜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各级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财政支持，同时又要限制一二级批发市场的利润空间，充分发挥农产品批发市场服务的公益功能。”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蔬菜专家马晓春表示。
北京市政府日前表示，将采取收购和参资入股的形式，改变菜市场过度市场化的状况。政府将收购和参资入股社区菜市场，每个区参股10家菜市场，收购5家菜市场。力争两年内消除社区蔬菜供应空白点，使每个社区都有卖菜摊点。
蔬菜供求信息：筹建全国性平台
在我国，由于蔬菜种植的分散性，生产、流通、消费三者之间并无统筹规划。
马晓春表示，由于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菜农的生产主观随意性较强，为个别品种蔬菜发生区域性过剩或短缺埋下隐患。要确保我国蔬菜市场稳定，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国家、省、县三级农产品流通信息平台。全国各地的蔬菜生产信息和需求信息，都在此平台汇集、发布。通过这个双向的三级信息平台，菜农可以准确判断下一步种植的蔬菜品种及规模，避免出现个别品种的区域性过剩或不足；蔬菜销售商可以获得全国蔬菜生产情况，合理采购蔬菜，降低蔬菜采购成本，降低终端菜价。
目前商务部会同农业部，已经在海南开辟了农产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指导发布中国寿光蔬菜指数。“该平台政府出资40%，企业出资60%，一共投资4000万。”戴中久说，“由于海南的平台尚属于地方性平台，因此协会正在酝酿搭建一个全国性的跨地域的蔬菜综合信息平台，和所有的小平台联网，就能指导全国的情况，解决蔬菜生产和销售严重脱节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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