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举报者上台后为何更贪？

　　实名举报遭受三次实名殴打

　　2010年3月19日，在邮寄完举报材料回家的路上，朱跃贤遭遇村干部朱志明的殴打，朱志明一边打一边说：“我警告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了！”朱跃贤报警后，在警方的调解下，朱志明赔偿朱跃贤医药费、误工费等共计7500余元，不过，他告诉记者，因为朱志明的行为是朱有云安排的，这笔钱最终由董事会报销。

　　生性耿直的朱跃贤指天发誓，他举报朱有云并无私心，“我就是看不惯这种腐败行为。”他也从未想过通过举报朱有云会得到什么好处，否则早就与朱有云私下和解了，“不过，依照我对他的了解，我已经没有退路了，除非把他告倒，否则他对我的报复会更加猖狂。”

　　朱跃贤执著举报终于在2011年2月16日有了成效，稠城街道经调查确认朱有云哥哥朱有田与父亲朱桂行的本证是同一宗土地。不过，朱跃贤认为一房多报只是冰山一角，朱有云弄虚作假，虚报土地1800平方米，按照市价合计7200万元。比如93岁的五保户朱池池此前一直由大塘下村出资6万元在稠城街道敬老院生活，旧村改造启动后，朱有云等人却将老人从敬老院领回来，以老人的名义土地确权审批90平方米，“这些面积被村干部瓜分，说是老人以后将由他们负责赡养，但此前多年他们对老人漠不关心，谁能相信他们的承诺？”

　　为了进一步揭露朱有云，朱跃贤递交了他从董事会偷偷复印出的一系列材料，甚至查阅了族谱，证明朱大四是朱有云的亲爷爷，而非朱有云向上级部门所述的“堂爷爷”。这个过程中，因为看到了希望，参与实名举报的村民发展至9人，他们发现在旧村改造过程中虚报面积的40多户多是村干部或者村干部的亲属，甚至还有更高一级的领导。

　　3月4日，朱跃贤差点丢了性命，被举报的村干部带人挨个到举报者家里殴打，而朱有云则把他骗至办公室，拿起桌上两斤重的烟灰缸就砸向朱跃贤的头部，朱跃贤当场昏倒在地。20多天的治疗，朱跃贤花费3万多元，4月11日，经义乌市公安局稠北派出所调解，朱有云赔偿朱跃贤9万元。朱跃贤不解，为何只见调解而不见追责。

　　他发现朱有云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更为猖獗。从4月4日开始，朱有云牵头董事会非法买卖集体土地，他们将大批集体土地非法卖给村民甚至外地人，朱跃贤等人发现，只要朱有云签字，就有机会在旧村改造中通过暗箱操作多获取补偿面积，市价4万元每平方米的土地只要花费6000元至12000元不等就可以买到，一些温州炒房客甚至通过关系找到朱有云购买大塘下集体土地。按朱跃贤的统计，非法买卖土地高达4500平方米，一些购买土地后的村民偷偷将证据提供给朱跃贤，“都是有据可查！仅这一项就给集体经济带来近2亿元损失。”

　　朱跃贤实名举报却遭遇实名殴打的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的高度关注，并为此专门批示要求查处。4月6日，稠城街道主持召开听证会，会上，朱跃贤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举报问题属实。紧接着4月15日，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发文确定朱跃贤举报的一房三报问题属实，撤销朱大四等人的虚假土地确权。这对朱有云等人而言意味着上百万元到手的利益没了，“因此怀恨在心，有了5月12日的第三次对我全家的殴打报复。”

　　然而，这次殴打在朱跃贤看来另有目的——朱有云等人眼看腐败行为要曝光，急着将土地通过非法招投标的形式分下去。

　　“他们试图通过殴打阻止我进一步举报。”

　　离奇招标会

　　朱跃贤的弟弟朱跃正同样因为举报遭受打击报复，他认为大塘下经济合作社没有设立经济财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缺失导致朱有云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他与朱跃贤等人共同的担忧是，朱有云不仅在村里聚众赌博，还到澳门、缅甸豪赌，他们统计朱有云赌债高达1200多万元，光讨要赌资的电话，朱跃贤在董事会工作时就接到好多次。“我们担心他以权谋私，刮足了油水就开溜。”朱跃贤揭露，朱荣尧、朱建文、朱宝宝也是长期赌博。

　　朱有云放弃了为自己解释的机会，他断然拒绝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称上级部门正在调查，而对于土地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稠城国土所也不予回应。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主任李荣俊表示，义乌市目前已经牵头就大塘下旧村改造问题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大塘下所有已经确权以及尚未确权的土地都将进行重新调查、核实，对骗取行为将根据造成的后果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鉴于媒体频频报道，社会广泛关注，义乌市委宣传部将整理统一的回复意见。不过，朱有云等人似乎依然坚挺，除了殴打报复举报者，在最近一次殴打朱跃贤的过程中，朱有云还带领护村队对前来执行公务的稠北行政大队执法人员动粗。甚至，新华社旗下某媒体记者前去采访时遭受不明身份男子围攻，当着警察的面将矿泉水瓶砸向记者。

　　就在工作组查处问题的过程中，5月13日、16日、18日，不顾朱跃贤等村民的竭力反对，大塘下村旧村改造村民安置招标会仍旧举行，而这三场招标会上的异常表现耐人寻味。按照在现场参与投标的村民描述，这场招标会没有街道办、国土局、建设局等人员的参与，甚至连公证员也没有，整个投标现场，只有拍卖师与村干部在内的竞标村民，不过，但凡举报过董事会干部腐败的村民均被取消了竞标权。

　　招标会对旧村改造后的店面房、住宅、连栋别墅进行招标，目前的土地价值是4万元每平方米，如果后期建设，增值更为可观。然而，确如朱跃贤等人事先的担忧，这场招标会完全按照朱有云等人事先的安排，沦为了村干部暗箱操作、非法招标串标，借机敛财的闹剧。

　　村民们偷拍的录像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以13日拍卖店面房为例，当一号地块第十至第十八号这几间位置最好的店面拍卖时，坐在第一排的朱有云将竞价牌高举起来，此时站在通道两旁的几十个护村队员有秩序地向两边分开，将意欲举牌的村民制止住。更为戏剧性的一幕紧接着上演，拍卖师一改常态，加快语速：“一次有没有，两次有没有，三次有没有？”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拍卖师已经一声“成交”一锤定音。朱有云就这样以起拍价拿到了地段最好的9间店面。随后，朱有云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并在挂在台上的大图纸上标注、签字、按手印，村民们窃窃私语却无人敢站出来质疑。

　　这样的一幕此后每当几个关键的村干部举牌时都会上演，甚至于拍卖师都懒得多问，一二三就落锤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普通村民竞标时，拍卖师叫喊的频率却变得很慢。在13日这场招标会上，几名村干部都以最低价拿到了至少5间店面，而村民的成交价却数倍于村干部。

　　5天之后的最后一场别墅招标会更是蹊跷，大门紧锁，普通村民禁止入内，只有包括村干部以及村干部亲友在内的24人入场。当天共拍卖10套连栋别墅，事后的成交公示图表明，朱有云、朱荣尧、朱文卫、朱建文等村干部共投标拿到其中的7套。

　　朱跃贤事后了解到，这7套别墅的投标过程与13日如出一辙，村干部在拍卖师的帮助下只不过是象征性举牌，至于成交价格，村干部是以60多万元不等的起拍价拿下，而剩余的非村干部拍走的3套，成交价格均十多倍于村干部。

　　如此，在大塘下旧村改造中，朱有云已经拿到了9间店面、6间高层套房与1套别墅，即便按照他的成交价格与土地指标价格计算，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朱跃贤不解。

　　掩盖在大塘下村旧城改造和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之中的黑幕究竟还有多少？目前，浙江省委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经进驻大塘下村，并与举报与被举报者进行了约谈。

　　朱跃贤又看到了希望，不过他难以释怀的是，为何此前他们一直在举报，有关部门也一直表态会认真查处，朱有云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倒愈演愈烈。

　　这让他对接下来的走势仍存一丝忐忑。

　　如何真正造福于民

　　按照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5年5月下发的《关于全省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规定，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民主、公正”的原则进行，坚持条件、先搞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但丁关良教授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股份经济合作模式的推行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他指出，股份经济合作社能否运行好，包括董事长、理事长在内的经营者的素质与奉献精神最为关键。

　　作为经营者理应尽力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尽可能保护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一些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独自掌控集体经济决策大权，对外进行企业运作，对内进行村务管理，包括土地买卖大权在内的一切决策权都归其所有。董事、监事、村民股东的权利都形同虚设。而很多股份经济合作社表面上由村民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贿选、内部操作等顽疾依然存在，跟许多地区的村官选举没什么两样。

　　没有制约的权力总会导致腐败。丁关良教授认为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制度的设立要完善，要杜绝腐败的机会，至少腐败的难度会更大。另一方面监管也必须要跟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上级单位往往是乡镇或者街道办，这些上级机构能否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也将直接决定股份经济合作社能否正常运行。”

　　“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在试验阶段的基层经济组织方式，其在集体资产确立、财产分配、民主决策、领导人监督、税收等多个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为此，丁关良呼吁通过一些地区的试行，赶在推广前立法，很多地方可少走不少弯路。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朱跃贤谈及朱有云等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中饱私囊、打击报复等行为时，除了愤懑外，也不无懊悔之意。他认为如今董事会内部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腐败网一旦形成，举报愈加艰难。不少村民也噤若寒蝉。

　　而今日的这一切也是当初村民们不重视手中的选举权“养虎成患”亲手种下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