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9年底,袁贵仁刚履新教育部部长时,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向这位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布公开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日前,袁贵仁接受采访时指出,未来1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然而,教育要实现现代化,绕不开六个重要问题。
六问教育现代化
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任玉岭
教育可以优先发展吗?
一些地方政府在GDP论英雄的大环境下,往往是只重经济发展的投入,而不重教育条件的改善,出现了人才培养滞后,社会道德水准下滑,反转来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在我们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为了节省财政开支,压缩教育在编人员,不惜借着并校机会,不切实际地减少中小学的设立,致使很多孩子上学要跑很远的路。很多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和地区,不对其进行学费补贴,使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难、享受不到义务教育。而2000多万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对自己成长的辅导和指点,这也是没有把教育摆到优先发展位置的重大弊端。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要求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和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是十分必要的。
学生负担可以减轻吗?
现在影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学生负担过重。而负担过重的原因,一是功利主义所致,二是教材过于繁重。
很多学校都争创学校升学率,教育使命已经从人的完整教育被窄化为仅仅是知识传授了。一些学校让学生上着无效的课程,做着无效的作业,考着无效的试题。应试教育不仅缺少人文精神,而且因负担过重还造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多校长把“考”什么,放在教学的第一位,考什么就让教师教什么,让学生学什么,而学生的身体素质、生存能力、人文精神都成了被丢掉的东西。
教材问题,一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倾向。如数学课,把微机分由大学下放到高中,历史课理论部分越来越多。中学语文课几乎成了语言、文字、政治、思想品德、逻辑思维、曲剧艺术、科学普及、中外文化的大杂烩。一些教师认为,教材的设计似乎都想把学生培养成这方面的专家。
二是过分强调了教材的适用和新奇,而忽视教材的基础性。如初二的历史考卷给出一张乔冠华大笑的照片,要学生回答发笑原因,又给出一个大南瓜照片,要学生回答这是哪个时代的。有些教材内容晦涩难懂,远远脱离了多数教师、学生的实际。这样的教材多了,必然要削弱学生语文基础能力的训练。
三是计学分的选修课过多、过难,而且学生又无自选权。《语文课程标准》决定,必修课与选修课为5:7,即2.5个学期必修课,3.5个学期选修课。改革语文教学,增设选修课程是必要的。问题是选修课的学时超过了必修课很多,这恐怕就不合理了。再就是既然是选修课,就应该给学生自由。但是实际操作中,选修者不是学生、也不是学校,而是教育主管部门。
学生负担重,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少,素质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能不能消除教育的“户籍差别”?
近年来,政府为促进教育均衡,特别是义务教育标准化,已经明显改善了农村的办学条件。但由于这个标准化涉及的服务范围较窄,而且因各地财政能力有限,各个地方办学条件十分悬殊。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因缺乏投入,造成危房过多、校舍破旧、操场缺乏、设施缺失,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同发达地区相比,形成了天壤之别。
教育不均衡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以珠三角一些城市为例,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使当地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但是很多农民工的随迁孩子还不能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只能入民办学校,一学期还要交上2000元左右。政府声称财政有负担,但这真的是财政承受能力的问题吗?
第三个不均衡的问题,就是大学招考按户籍所在省区报考和录取。这造成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大学过少,使高中毕业生升大学比较困难,尤其是到发达地方去念那些好学校,更是难上加难。有些省区的高中生对我们讲,人家说升大学是走独木桥,而我们连独木桥都没有,只能是走钢丝。
择校费能否取消?
择校费是教育无法均衡发展的祸根和源头,择校费一日不止,义务教育的公平就难以推进,更多的优质学校就难以产生。一般认为名校是历史形成的,更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站在名校收择校费的立场上,极力宣扬收择校费的合理性,其至把不让收择校费说成是“削峰填谷”、“拉名校倒退”,正因如此,收择校费一直难以止息。结果造成收择校费的学校钱是越来越多,他们用钱聚好教师、招好学生,结果他们升学率就高,名气就大,他们收择校费就更加有力。
名校并不都是历史形成的,实际是靠高投入形成的。有了高收入就有了好校长、好教师,就能招聪明的孩子,就能提高升学率,就能成为名校。为此,有理由打破对优质学校形成的传统认识和对优质学校的更多迷信,完全可以通过对习惯认识和投入的转变,促进更多优质学校涌现。
据此,一是必须取消择校费,让名校与普通学校公平竞争,二是要加大对弱势学校的投入,改变只重锦上添花,不顾雪中送炭的投入习惯。
教育行政化弊端能去掉吗?
随着社会官本位的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行政化,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已成了一种灾难。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一批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纷纷投身到教育事业,如支撑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以及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等都举办了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学校,营造了费孝通所说的“名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境界,也培育出一批如同钱学森、杨振宁、李四光等优秀人才。
而今教育的行政化,一是20多个部门插手学校的工作,惊扰了学校秩序、增加了学校负担;二是校长的任命上,多由各级主管部门派出或由外面其他部门向学校空降;三是学校级别的设置,把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如大学就有省部级学校、局级学校、副局级学校、处级学校等。有些人当了校领导,不可一世,官僚主义越来越重,很多学校热衷专升本,热衷小变大,热衷表面繁华或跑步前进,说穿了都与官本位直接相关;四是校长的工作,据有关调查,高中校长3/4的时间不在校内,初中、小学校长在校内工作也仅有1/2的时间;五是对学生的管理上,无微不至的行政化,造成教育违反教学规律,出现了管、卡、压的管理。对教育的影响不言而喻。
民办教育的春天何时到来?
民办高等教育是真正的人才摇篮。国外高校的60%以上属于民办。很多名人、政要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是民办学校走出的。我考察过的一个日本民办职业学院,不纳税、不营利,学校实行董事会管理,开办专业,设立分校,一切由校方决定。
我国千百年来,民办书院培养了一代代精英和人才,1925年全国批准27所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大学,陈嘉庚的厦门大学都在其中。
改革开放后,我国创办了640所民办高校,在校生401.3万人,但由于缺乏支持,自主办学权利不足,师生受歧视,办学条件差,不仅是缺乏竞争能力,而且是生存难保。还有一些由名牌大学开办的私立分校,除了钻尽政策空子,形成了对真正民办大学的不公平竞争外,还在收费和费用的管理中存在着常人难知的黑洞。
教育要现代化,就要解放思想,要以最大勇气从战略上突破民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民办教育更要有大的突破。要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营造更好的环境。其次有必要划出一批比较有名的国有的优质高校转为民办,以提高民办高校的地位,促民办教育更好发展,促教育现代化更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