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此后，有关李贺田仍在做警察的消息不断传来。有村民还告诉王树文，他在县看守所见到李贺田在值班。
王树文说，他们一直不知道法院对李贺田是怎么判处的，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收到判决书，在2002年，他们获得了一份判决书复印件。“此前要过，法院拒绝提供，理由是该案属公诉案，而我们不是诉讼参与人。”
王树文听说李贺田还在工作时，他开始觉得不公平，“他打断我脊梁，我下半生只能在床上度过，给我和家庭带来灾难。”
1995年，周春芳开车到苏庄村参加婚宴，王树文摇着轮椅，把周春芳的车玻璃给砸了。
1997年，王树文到县城申诉，“检察院让我去找法院，法院又让我去找公安局。”气愤之下，王树文拾起砖头，砸了检察院的玻璃。
申诉被驳，子继父“业”
王强父亲向法院申诉，法院以调解程序合法驳回；王强弃学回家照料父亲，并替父申诉
王树文记得，他是从1998年开始进行书面申诉。
他申诉的问题，主要为两条：赔偿少了，当初赔的17万没有把脊梁治好；另外，对李贺田的处理太轻。
但昌黎县法院的一份调解笔录显示，1994年时，段巧云表示，不再追究李贺田的处理。这份调解笔录这样记录：“另外，在刑事部分，还有啥要求？段：我们就不追究李贺田了，他自己去想一想吧。至于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不参与意见了。”
段巧云在笔录中写上“以上同意”，并签了名。
王树文在书面申诉时，对此称，“委托书没有委托人签字，调解时委托人不在场，没有委托人的签名”。
昌黎县法院找出王树文曾经的委托手续，上面有王的签字。
法院驳回王的申诉，认为，“原卷中有你签名，你的被委托人参加了本案的全部调解过程，是合法的。据此应认定原调解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调解应予维持。”
此后，王树文让人抬着，不断地到县公安局、法院申诉。
王家有两个儿子。
王树文说，1994年，自己中枪卧床后，给他们立下家规：两人一定要好好读书。谁考上大学谁读，考不上的留在家里，必须留一个人照顾家中父母。彼时，王强16岁，王斌13岁。
1997年，王强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
老二王斌低一年级，1998年，差10分没考上大学。他在家呆了3个月，参军去了，后在部队考取军校，现为部队的营长。
王树文说，那会儿，王强打电话回家，一听这事儿，哭了。此后王强不好好读书，念了2年本科，就不读了。他不参加考试，自动退学，学校开张肄业证书。
河北师大的辅导员刘老师当初送王强回家。他对王强仅存的印象是，王很内向，话不多。
“王强退学是因为多门成绩零分。”至于为何零分，刘老师表示不清楚。
王强兄弟知道父亲被警察枪击致残，但不知道父亲一直在申诉。
直到一年夏天，王树文申诉后回家换裤子，妻子段巧云用脸盆洗裤子时，血渍染红一盆水，恰被王强撞见。
王强问了后，得知事情原委，遂决定帮助父亲申诉。
省高院：望服判息诉
王强从2003年起向县法院、县公安局、秦皇岛中院和省高院，为父亲提请国家赔偿
王强2002年结婚。
妻子张玉凤说，婚后，王强买回很多法律书，经常自学到凌晨两三点，“有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还有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
2003年，王强向昌黎县法院申诉，理由是“当年赔偿项目不全，要求李贺田赔偿雇佣人员的误工工资”。
申诉被昌黎县法院驳回。
“后来王强说不对，不该告民事，该打行政官司。”王树文回忆，2004年初，王强让他做伤残等级鉴定，结果为伤残程度2级。
2004年11月8日，王家向昌黎县公安局又提交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公安局赔偿误工费、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663650元，并支付原告母亲生活费。
县公安局以“赔偿请求已过时效”拒绝。
王强为此诉至昌黎县法院，同样被驳回。
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赔偿诉讼问题的批复》（2002年8月22日）中规定“本批复公布以前发生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已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处理，受害人或其亲属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
王强不服，又诉至秦皇岛中院。
2005年4月4日，依旧被驳回。
2005年5月，王强再依次向昌黎县法院、秦皇岛中院，申请再审，均被驳回。
王强开始向河北省高院申诉。
2006年11月27日，河北省高院答复“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裁定应予维持”。且在通知末尾加了一句：“望能服判息诉”。
对于王强“替父申诉”的动机，昌黎县当地司法系统流传另外一个版本。
王强回家后，买了一辆拖拉机跑长途运输，给天津建筑工地拉沙，后在天津出了车祸，家里的钱全赔进去了，“他可能是想拿父亲的枪伤再搞点钱。”
但上述说法遭到王家强烈驳斥，他们表示那次车祸，他们赔了3万多元，但是车有保险。
王家再签“息诉”协议
2008年王强父亲担心儿子精神问题阻止他再申诉，并签协议承诺息诉，以领取特困补助
到2007年，王强的行政官司打到了尽头。
王强先后两次，到北京最高法申诉，没有进展。按王树文的说法，担心儿子常年申诉精神出问题，便阻止再申诉。
妻子张玉凤说，王强不爱和人说话，有什么事都放在心里。偶尔问一句，他会瞪眼，不让多问，“多问几句，他甚至会发脾气”。
王强对申诉的经历只字不提，“出去不讲，也不许我问。”
作为妻子，张玉凤不知道丈夫在外的遭遇，而王强的一些反常举动，让她有些害怕。
“刚结婚不久，那时还没孩子，他从外面回来，眼睛发直，不说话，一打听，就发火。”张玉凤回忆，甚至一天晚上，王强拿出一把小刀，在左大腿上划，划出很深一条血口子。
还有一次，两人吵了几句嘴，张玉凤回娘家不到半天，就被电话叫到医院去王强用菜刀剁掉了左手四只手指，后来虽给缝上了，但至今仍有2根手指不能弯曲。
王强的官司虽然没有打赢，但昌黎县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并解决王树文的问题。
2005年，王树文到昌黎县公安局申诉，说日子不好过，公安局送50斤大米到王家。
“派出所也总上王家，或掏钱，或送一吨煤、送点水泥啥的。”苏庄村村支书兼村主任苏长民介绍，前几年村里安自来水，王家找到派出所，派出所给村支书打电话，400元的安装费也免了。
2006年，昌黎县公安局将王树文家户口办农转非，给王树文夫妇办理城市低保，每人每月150元。
2008年，昌黎县有关部门协商，龙家店镇政府给王树文夫妇每人每月300元特困补助。但有个条件，“不能以王树文曾受到伤害和生活困难等问题，再申诉提出任何要求。否则，从你们申诉之日起，停发生活救助款。”
此后，王强停止了他的“替父申诉”之路。2009年6月，他买了一辆三轮车，在昌黎县城拉客。
3年后为何再诉？
王强在笔录中称，虽然息诉3年但他一直在琢磨申诉；如今王强被判死缓王家依旧贫困
王树文和家人至今不理解，为何3年都没去法院的王强，会在2010年7月2日，突然再去秦皇岛中院。
王强在警方的问讯笔录里，提及了再申诉的动机：“虽说我没有再去法院找，但我一直都在琢磨这事，所以7月1日晚我将准备好的国家赔偿确认书申请让我父亲王树文按了手印，7月2日我就去了。”
血案发生后，王强家属打听到，王强曾表示，3年后再次去法院，“是想试试运气，看一下原来的法官调走了没有。如果是新来的法官，或许会给他一些帮助。”
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益华认为，对于法院已经生效的调解书，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如果不能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只是当事人反悔，想推翻调解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胡益华说，要推翻法院生效的调解书，需要满足很多条件，而就此案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非常困难。
但王强他父亲始终认为，县公安局不履行《国家赔偿法》是错误的。
在媳妇张玉凤看来，王树文枪伤赔偿的17万，是王家唯一的积蓄，但王树文卧床不起，毕竟会坐吃山空。
王树文的开支是可以测算的。除了日常生活开销，这个下半身瘫痪的男人，经常需要输液，一次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在王树文老房子的炕头和窗沿下，随处可见用过的药瓶和药盒。
但王家的经济来源有限，并且为数不多，除了多次申诉争取到的低保补助，就靠儿子和媳妇的接济，王强开三轮车，张玉凤种地、在挂面厂打工，收入微薄。
王树文趴在床上，妻子段巧云给记者看丈夫的伤。她揭开王的裤子，王树文臀部、大腿两侧，露出拳头大小的褥疮。
王树文淌着泪对记者说，他后悔当年没有极力阻止，儿子才走上“替父申诉”的不归路。
发稿前，本报记者曾多次联系王强案辩护人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舒宁、陈琦，但二人均拒绝接受采访。
王强家人不服一审判决。他们说，上诉状已于今年6月28日递交河北沧州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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