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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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记者 蒋岳峻 滕昶 实习记者 丁桂斐
近日，四川成都一位64岁的退休工人胡丽天不经意间成了网络红人，原因是她从2003年开始，报名参加了大小各类听证会23场，并且大多对“涨价”持赞成意见，因而被网友们戏称为最牛“听证专业户”。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杭州，有比胡大妈更牛的“听证专业户”，即人称“犀利爷”的崔盐生，不仅已参加过省市两级共32次听证会，还喜欢在会上“放炮”；而参加过20多次听证会的老党员朱强荣，则声明自己绝对不是去“打酱油”的。
人物
“犀利爷”崔盐生：7次涨价听证会6次投反对票
今年74岁的老崔，从2000年参加第一次听证会后，一发不可收拾，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参加过32次。
从百度图片里搜一下“崔盐生”，立刻会跳出很多富有个性的照片，都是媒体在各类听证会上捕捉到的。老崔发言喜欢配合手势，看上去非常“有范”。
对“听证专业户”这一称号，老崔毫不介意，反而挺高兴，“这是我的荣幸。作为普通市民，责任感驱使我绝对不是去走过场的。”
不管是什么听证会，他都不打“无准备之战”，从报名开始，就认真做功课，查资料、做调查、研究数据、写发言稿，连着装、发言，都要先模拟几遍。他还喜欢在会场给记者及与会代表发名片。
在“杭州主城区新增出租车运力”听证会上，记者曾跟他有一面之缘。当时他的发言思路清晰，嗓门也特别大。再加上满头竖起的银发，人送外号“犀利爷”。
老崔第一次参加听证会是在2000年。主题是《杭州市公园管理条例(草案)》。那次听证后，政府采纳了包括他在内的部分听证代表要求降低和取消部分公园门票价格的意见，这让他很有成就感。10年来，老崔参加了7次涨价听证会，包括电费、天然气费、有线电视费等，有6次他是持反对意见的，一次赞成是关于出租车运价调整。
那么，他为什么每次都能被选上？“大概因为我每次报名都很早，而且交上去的发言提纲也都言之有物。”
释疑
老崔和老朱
为何会成“听证专业户”
据了解，杭州最早关于听证的规定，是于1996年12月2日发布的《杭州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规定》。2000年8月26日，杭州市举行了首次立法听证会“杭州市公园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
2001年5月21日，杭州又发布《杭州市实施立法听证会制度的规定》。其中提到，公民、有关单位和组织可以向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参加立法听证会的申请。
该规定还提到，报名者发言的内容、报名先后顺序，都是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名单的依据。此外，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确定最后人选的时候，还要遵循不同意见的发言者大致对等的原则。
必要时，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还可以指定与立法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单位、个人作为听证会参加人。
照此分析，老崔和老朱之所以会成为“听证专业户”，很可能就是因为报名早。
专家说法
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 董明
有些听证会走过场，“板子”不应打在参与公民身上
“我并没有惊讶，因为按照中国听证会制度的发展，听证会专业户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董明昨天对记者直言。
“中国引进西方听证会制度的行为本身没有错，听证会的本质是拉近当政者与民众距离的途径之一，目的是让人民发声。”董明分析，听证会之所以在中国达不到设想的效果，“板子”不应打在这些听证专业户身上，是因为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好的程序设计：比如开听证会前没有好好地动员民意；选代表时有没有考虑其真正代表性；更没有严格的评估机构，对听证效果进行鉴定……所有的因素共同导致听证会徒留形式，虚有其表。
其实，就算听证会代表确实表达了民众的意愿，由于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没有拘束力，听了也白听；立法程序中的听证由于透明度不够，听证代表很难充分恰当地表述意见，另外缺少民主机制，也使得听证结果对立法机关的成员形不成事实上的约束。
不过，相比之下，董明认为，杭州的听证会制度从全国来看是相对超前的。
“一般规律下，越是发达的地区，权力对民意的谦卑越是明显，杭州作为旅游和经济在全国相对发达的城市，在听证会制度上是超前的，但是局限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性作为。而且这种超前只是相对来说而已。”
不过，董明坚信，听证会制度不可能死亡，必定有替代性的更好的系统出现，“中国的听证之路很不好走，需舆论、政府、民众等多方努力，其中，尊重民意是前提，制度设计是关键，人民参与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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