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纪录片困境:通过许可艰难 播映两难不赚钱

　　本月12日，法国纪录片《海洋》将在国内公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1年至今，《关云长》、《将爱情进行到底》、《武侠》、《速度与激情5》、《加勒比海盗4》、《功夫熊猫2》、《变形金刚3》等各类商业大片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却没有任何一部纪录片大规模上映过，直到《海洋》的出现。

　　只可惜，《海洋》是法国人拍摄的。2011年至今，在市场上成规模上映过的国产纪录片为零。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如同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足见纪录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

　　中国缘何没有像样的纪录片？本报记者经过调查采访发现，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困难重重。如果把一部纪录片的命运比喻成一个孩子的一生，那他从孕育、到出生、再到成长，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艰难。

　　制作-导演

　　多为平头百姓

　　记者调查发现，做纪录片的人基本都是“平头百姓”。他们在业内也许赫赫有名，但和大众熟知的导演相比，简直如尘埃一般默默无闻。而像吴宇森、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陈可辛这些大导演，多年来一直在做商业大片，没有任何一个公开推出过一部纪录片。

　　当然，纪录片的“父母”中也偶尔能出三五个名人，比如《东》、《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片的导演贾樟柯，《上访》、《在一起》等片的导演赵亮，《我的长征》总策划崔永元等。但相比成百上千的独立纪录片电影人，“名人”只占极少数。

　　纪录片的“父母”是“平头百姓”并没什么不好——独立电影人往往能拍出与商业电影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更强的作品。但也有一个局限，那就是普通人的社会资源确实比较有限，经常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胎死腹中。

　　但总的来说，这些“平头百姓”是应该被肯定和赞扬的。“他们是一群特别勇敢的人，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声，只为有所表达，纪录这个时代的点滴。”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作者张同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制作-立项

　　基本没有“准生证”

　　就跟生孩子要办准生证一样，在中国拍电影，都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备案，拿到拍摄许可证之后方可开机，在影片的后期制作完毕之后送到电影局审查，如果能顺利通过，就能拿到一个公映许可证，影片就可以与观众见面了。

　　纪录片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程序。但多位纪录片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表示，由于大多数纪录片都选择直面社会现实，要想拿到“准生证”很难。

　　“都不用去立项，肯定要被毙。所以大多数导演根本都不去立项，直接开拍。”一位资深纪录片导演表示，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你这个剧组对广电总局来说就属于非法剧组，作品出来之后也是非法的，不可能给你发公映许可证。”

　　张同道也承认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不过他透露，即便没有拿到拍摄许可证，但如果作品拍出来后有电视台愿意购买，那它就会自动有了“合法身份”：“只不过符合各级电视台购买要求的纪录片很少，电视台一般自己拍。”

　　制作-资金

　　“生产”全靠自掏腰包

　　“生产”费用主要是指纪录片拍摄需要的各类资金，如器材购买、场地租金、车船费用、相关工作人员的食宿等。对中国民间的纪录片工作者而言，这笔费用主要靠导演自掏腰包。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统计，2010年中国纪录片的总投入是5亿。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已经相当高。该报告作者张同道表示，实际上，这5亿是指政府对一些纪录“大片”（如《旗帜》、《大三峡》、《外滩佚事》等）、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以及卫视纪录片栏目的投入。也就是仅供在体制内运作的资金，而真正投入到民间纪录片制作上的少之又少。

　　位于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北京最大的独立电影放映机构，每年放映的纪录片就超过100部。尤伦斯艺术中心艺术影院主管谢萌告诉记者，国内纪录片导演要想找到钱只有两种方式，要么跑到国外去找“创投”，要么自掏腰包。“在国外有各种支持纪录片拍摄的民间基金，很多公共电视台、电影节也会提供资金支持。”

　　谢萌说，他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边做其他项目（如拍广告、拍婚礼、做主持人、做编剧等），一边做纪录片，把从别的地儿赚来的钱，投入到自己热爱的纪录片上。“凡是做纪录片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爱这个行业，或者心里有话要说，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或者赚钱。”用《上访》、《在一起》等片导演赵亮的话说就是:“如果只为了谋生，我觉得比较卑劣。”

　　而国内那些相当有名的纪录片工作者也都如此。贾樟柯在艺术电影领域有丰硕成果，崔永元是著名主持人，张同道（代表作《小人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然后又都不同程度把自己的收入投入到了纪录片创作里来。

　　制作-周期

　　“难产”是家常便饭

　　由于制作经费有限请不起太多的工作人员，纪录片的主创团队经常人手稀缺、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事情，同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义务劳动”。这种制作方式导致了纪录片经常“难产”，制作周期最长的甚至长达10多年。

　　贾樟柯为了拍摄《海上传奇》，在两年的时间内采访了两岸三地近百位相关人士，最后选择了18位最具代表性的嘉宾，由他们来讲述上海近百年的沧桑故事。

　　而赵亮为了拍摄他的《上访》，从1996年就开始——那时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2009年才结束，花掉了12年多，几乎耗费了他一生中最黄金的青春年华。

　　12年中，赵亮积累下来的拍摄素材长达400多个小时，光剪辑就用了两年时间。这种人力投入，恐怕根本无法换算成资金来估量。

　　原生态鸟类故事片《天赐》今年初曾在北京与少数观众见面。该片导演孙宪说，他拍这个片子用了整整7年，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靠他和他的团队蹲守在树上，用一个机位完成的。在该片的北京首映式上，孙宪一度哽咽：“前几年我曾经觉得这片子拍不下去了，是我们拍片子的岛上的守岛老大爷一直在支持我。”

　　中国知名摄影师、曾因推出《俺爹俺娘》系列纪录片而轰动一时的焦波为了拍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至今已先后21次前往灾区：“总的算起来，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整整呆了一年多。”

　　当然，纪录片的制作周期较长，除了与经费有限有关外，也与纪录片本身的特质有关。“它不可能像故事片那样，三五个月或者更短时间就拍一个；纪录片是积累得越多、沉淀得越久越丰富。”焦波表示。

　　赵亮的《上访》制作周期长达12年，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所带来的冲击力，绝不是《变形金刚》这类商业大片带来的视觉刺激可以比拟的。

　　本版文/记者喻德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