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校长潘德江和教师潘德禄在岩脚小学。
岩脚寨的村民靠马匹驮运物资。
岩脚寨聚居了400多苗人，其中100来人过去常年“卖血”。
村民潘德宽“卖血”已有10年。长期采血，胳膊上留下疤痕。
第一次卖血，在县城碰到高中同学和老师。“他们有的当老板了，有的在县政府当干部。”潘德江硬着脖子说，“来卖血”。
师友们都连忙说“好的，好的，没什么”。大家很热情，请他吃饭。
“当年我成绩比他们好，现在混到卖血，我知道其实他们心里是看不起的。”从此去卖血，潘德江小心躲避熟人。
“为了这个民族卖血” 潘德江说，孩子们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这个民族（海蚌苗）才有地位
潘德江是寨子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每天早上5点半，他起床去山上割草，背回家喂饱牛马后，8点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后，再下地干活。
潘家6口人，3亩水田。前些年寨子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一些人家的水田丢着不种，潘德江“捡”了3亩。夫妻俩种了6亩田。
2008年开始，潘德江的工资涨到280元，但半年发一次。
妻子唐淑芳算了一笔账，家里稻米只够口粮和牛马猪的饲料。苗寨人情礼往花销重。四个孩子三个读初中，一个小学，生活费和交通费加起来每月要500元。
潘德江和妻子每月去卖血两次，除去80元路费，可得600元。他说这笔钱维持了目前4个孩子读书。他的工资则主要维持家庭基本开支。
潘德江说他也曾想过再出去打工。早些年他学会了泥瓦工手艺，每天可挣100多元。但如果他离开，学校就要垮掉。
岩脚寨苗人是苗族中一个叫“海蚌苗”的分支，使用的也是一种独特苗语。
岩脚小学现在开设一到三年级，60多个学生全是本寨苗族子弟。潘德江说，这些孩子从小说苗语，不懂汉话。他在外打工时，低年级孩子曾直接送到山外中心小学读书，因听不懂汉话，成绩全部垫底。只好一直留级，到了6年级都已十五六岁，纷纷辍学。“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年没有孩子把书读出去的原因”。
他和潘德禄从一年级开始教孩子们拼音和本地汉话方言，二年级开始教普通话，到三年级能掌握基本汉字。然后再送到山外去读书。“起码保证了我们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
“我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哪怕卖血也要把学校维持下去。”7月26日，潘德江哽咽了。
“我去县城卖血，坐在公交车上，外面人嫌我们卖血的脏，随意呵斥我们起来。我们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我们没有读书，没有本事。别人看不起。只有我们的孩子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地位”。
无经济能力的古寨 农闲时，寨民的唯一生财之道是挖“三角叶”，“漫山遍野跑，一天能挣10多块”
岩脚寨离贵定县城50公里，离相邻的龙里县城45公里。
7月25日，记者跟随刚从龙里县单采血浆站出来的30多个村民，搭乘一辆长途汽车，在如同搓衣板的山路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抵达山脚。下车后，爬山1个多小时，进入山顶苗寨。
凡平缓的地方，都垦了田。寨子挤在陡仄的山坳里，混杂着马粪味道和鸡鸭鸣叫。
整个寨子，是数百间以木板青瓦搭建的土房，几座白墙平顶的水泥房点缀其间。许多房子已住超过三代人。
偶尔可见到一两个电视卫星接收器。这里没有固定电话，手机很少，信号微弱。
在纪录片里作为中国奇观的苗岭梯田，在这里一样让人震惊。在岩脚寨旁边，坡势稍平缓的山脊上，一弯弯狭长的梯田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山顶。
潘德洲说，这是寨子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寨子人均只有4分田。潘德洲说，只够口粮。
苗人经过世代迁徙，现在住的普遍是地势险恶的高山，土地少，交通不便。潘德洲说，寨民们没有能力搞大规模养殖，普通人家最多能养两头猪，到了年底，杀一头维持一年的肉和油，再卖一头。牛和马用来耕地和从山下驮运物资，没有变卖的可能。
岩脚村山后有煤，但交通不便，没有大规模开采。唯一开采的几座小煤窑也是外面老板垄断了。
农闲时，寨民唯一的生财之道是上山挖一种叫三角叶的药材。挖的人多了，三角叶也越来越少，“漫山遍野跑，一天能挣10多块”。
潘德洲介绍，全寨80多户，400多口人，劳动力280人，其中100多年轻一点的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有约100人去卖血。其中有十多户夫妻俩都卖血。
最早的“卖血”人家 “穷得卖血”曾是嘲笑人最厉害的话，潘德宽夫妻靠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潘德宽是寨子里最早的卖血人家。
潘德宽的父亲潘祖历说，他父亲兄弟多，分到他家时，只有1亩多一点水田，7分坡地。全家5口人，依赖这点土地不够温饱。到现在粮食还不够吃，每年春荒还需要买米。
十多年前，卖血在寨子里还是件耻辱的事。但潘德宽和妻子杨大妹还是去了龙里血浆站卖血。
潘祖历说，潘德宽没文化而且“反应有点慢”，没法出去打工。
潘德洲说，一开始，“穷得卖血”是嘲笑人最厉害的一句话。但潘德宽夫妻靠着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慢慢的，大家发现潘德宽夫妻身体也没出现什么毛病，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跟着卖血。
现在每“供浆”一次（600毫升）可得报酬170元。去龙里县来回路费20元，净得150元。按照采浆管理办法，每14天采一次。夫妻两人每月可得600元。
“往年我们这里没有卖血，如果遇到家人生病或者有紧急用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扛一袋米去卖。但每个家庭如果卖米超过100斤，一年的口粮就危险了。”潘德洲说。
一次供浆相当于节省了100多斤米，在寨民眼里，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岩脚小学教师潘德禄和妻子也是寨子最早的卖血者之一。
2001年，潘德禄开始卖血。其间他出了次车祸，体重下降到不足100斤。按采浆管理条例，他失去了卖血资格。妻子杨延兰又接着去卖血。
休养了两年，身体刚恢复到100斤，潘德禄又接着卖血。
7月26日，身高1米53的潘德禄挥着铁锤在烈阳下砸石头。他要盖房。目前他家住着全寨最破烂的房子，一座半面依着山坡搭的小棚户。
去年，大女儿潘秀娟辍学去浙江一座袜子厂打工。潘德禄劝女儿读书，17岁的女儿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我出去挣钱帮你盖房”。
女儿去年拿回了1万多元。潘德禄想用这笔钱把地基先搭起来。
听说血浆站将关闭，潘德禄有点不愿相信。他说如果不能卖血了，老大寄回来的钱就得用来供她弟弟妹妹读书，“我的房子建不起来了”。
“血寨”的未来 15岁的潘承金有更大的梦想，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7月25日，潘承武从龙里血浆站走出来，一只胳膊蜷起来。这是供浆员的“招牌动作”，抽完血的胳膊需要压迫血管。
刚刚抽完600毫升血浆，潘承武一刻没休息。他一言不发，蜷着胳膊，挎着一只老布袋子穿越龙里县城，赶乘回家的车。
在这座县城，人们对这种蜷着胳膊的山民，称呼为“苗族卖血的”。
25岁的潘承武没心思理会异样的目光。
他是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路上，他花3元买了一碗米粉吃了。又花了4元买了点西红柿，带回家给妻子做蛋汤。刨去路费，还剩143元。
再给儿子买一罐奶粉、一包纸尿布，钱就花干净了。
潘承武是寨子里最年轻的卖血者。这是他第四次卖血。
5月份，儿子得了场感冒，家里一点积蓄耗尽了。在邻居介绍下，他跟着去卖血。
1998年，初中读了半年的潘承武和寨子里大部分少年一样辍学。回家帮父亲干了4年农活后，2002年到宁波打工。
今年21岁的妻子是打工时认识的。他们没领结婚证，没办酒席，就住到了一起，生了孩子。
这在过去是无法容忍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父亲潘德科结婚，花光350元积蓄办了场隆重的婚礼。
“那时不结婚不能住在一起。”潘德科说。
潘承武说，现在寨子里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这样，“感情好就行”。
外面世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进这个深山小寨。小两口现在给儿子用的是纸尿布，为了省钱，他们把尿湿的纸尿布晒干再用。
“卖血这点钱能救急，但是肯定富不了。等明年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放在家里父母带。我们还要出去打工。”潘承武说。
他希望打工存钱，将来让儿子多读点书。
对于搬出苗寨，他依旧不敢奢望，“在外打工十多年的还是回来了。外面的房子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
15岁的潘承金则有更大的梦想。
他今年读初二，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写一手好字，刚拿了学校书法比赛一等奖。
他的父母也是卖血者。潘承金曾一度相信“读书无用”。但寨子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伙伴打工后，带回来的不是花花世界，而是电话里诉说苦和累。
潘承金开始发奋学习。
“我们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读书怎么都有用。”他说。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他的小本子上写着：“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
校长潘德江感到欣慰，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从岩脚小学送出去的孩子，有好几个在当地的中心小学和乡里初中，成绩都名列前茅。
本报记者 杨万国 贵州报道
作者：杨万国 贵州
(责任编辑：UN017)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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