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丹的出走与回归

于晓丹

  　从体制内的社科院，到声色犬马的纽约，从《洛丽塔》译者，

　　到内衣设计师，于晓丹从80年代出走又归来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4尺10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这是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的开头，性感、俏皮、优雅、富于音乐感的文字，曾经和《百年孤独》等名著一样，令一批汉语写作者心醉神迷。这才华横溢的译笔来自于晓丹，这个译本也是流行最广并得到公认的版本。

　　1980年代，22岁的于晓丹是纳博科夫、雷蒙德•卡佛最早的、或许也是最好的翻译者之一，对资深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影响深远。

　　关于《洛丽塔》

　　于晓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进入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80年代，几乎每天都有出版社的人在所里进进出出，有人专门蹲在社科院，催着她翻译《洛丽塔》。那个年代，文化单位的人普遍清贫，她常常捉襟见肘，工资撑不到月底。译稿费虽然低得可怜（现在也还是不高），可钱来得快些，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做了翻译。

　　翻译带来的艰辛远多于享受。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朱伟回忆：“那时候她住在北京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朝北小间，冬天屋里是好像没有暖气的那种阴冷。她翻译得费劲，因为其中充满双关语与典故，这些都构成迷宫一样的效果，需要借助词典与请教老师。”

　　“《洛丽塔》是特别怪异的爱情，你又想认同它，又很难认同它。翻译完《洛丽塔》，她瘦了十几斤。现在让她重新选择，未必还有这个勇气。

　　“纳博科夫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菲雅尔塔的春天》，那氛围写得真好，译得过瘾极了。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

　　“味道这东西说玄也玄，但感觉起来倒也没什么难的。美食的味道一尝即知，程砚秋的味道他亮一嗓子你就进去了，作品的味道也是读几句就能知道读不读得下去。”她是纳博科夫的隔代知己，“他的英文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非常标准、贵族化。他对语言的讲究、敏感，对我影响挺大。”

　　“他还是把写小说当成一种游戏了。我们一般受的教育是，写小说一定要有感而发，感情一定要到达某种程度。他和我们的文学传统太不一样了，不是说让你感动得一塌糊涂，他让你感觉写小说要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写《洛丽塔》，他做了大量的研究，怎么揣摩美国小孩子的心理，看了好多少儿画报、女孩子的画报。他对睡衣的描写非常准确，比如睡衣的质地，上面什么花。他让我知道写小说是一个很理性的活。”

　　80年代

　　从小没跟父母一起生活过的于晓丹，住过胡同，也住过深宅大院——需要按门铃，有警卫的那种。“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小时候都去迎宾，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在第一排，周总理过来照相，我就应该在那个新闻简报里——那种感觉，肯定是要早恋一下，小学一年级就给男孩子写诗了。”

　　“回过头来看，尤其是碰到今天的大学生，听他们讲他们的校园，就觉得我们的80年代过得真是太奢侈了，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体会成长，体会爱与不爱，和怎么爱。”于晓丹觉得，80年代的开放，有时甚至超过90年代。跟她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20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

　　“侦探小说里常说，一张普通的脸才是最难辨认的。某一件事情，形式愈古怪，结果往往反而愈肤浅。过于抒情和故弄玄虚，都会让我下意识地排斥。”她还排斥伪浪漫、伪传统、伪历史，和多数女作家不同，她的文字自有一种内敛的、节制的张力。

　　1986年，她写小说《死情》，讲女主人公在青春期的挣扎，“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东西。当时是给了《人民文学》的朱伟，他好像已经排了版准备发了，却正好赶上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事件，杂志整顿，没发。”

　　归去来兮

　　她来自北京，体格娇小，声音沙哑，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笃定要走文学创作的道路的。但在价值观开始分崩离析的90年代中期，原本的光芒万丈的青春就这样不自知地压抑着、痛苦着、迷惘着。她无法卷入任何一个暗涌和思潮，逐渐被文学的秩序甩了出去。她坐在社科院房间里，看着墙皮脱落，“大家都已经不珍惜了，所里到处都是偷情，乱套了，要不走的话就要窒息了。”

　　于是她远走纽约，来到曼哈顿这个欲望的中心，受朋友撺掇，甚至有过上高尔夫学校的念头。第一次向纽约时装设计学院递交申请，没有通过，她跑到哈德逊河伤心许久，以为“美国梦”破灭了。

　　“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没有任何绘画天赋，就别做梦了。但到美国之后，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那年对报考服装设计专业的要求，是以一种水果为灵感提交一件设计作品，她到水果店转了又转，最后相中一只菠萝，每天对着它端详，倒也有了些想法。

　　整个服装这么多门类，她选择了内衣，因为喜欢“料子软、轻，还有一个是注重细节，比如蕾丝的质地，比如肩带上的小绣片，这些迷人的细节，都特别打动我”。

　　毕业秀的时候，她设计的睡衣上要画几朵梅花。她想到了艺术家徐冰。于是大老远坐地铁去找他。他拿出毛笔，嗫嚅着，这有什么难画的，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画。于晓丹说，唉，我就是不能。他一边在布上画一边说：不就是梅花吗？

　　完成了设计作品，正好《纽约时报》刊登了徐冰获得麦克阿瑟奖（美国文化界最高奖）的消息。于晓丹立刻拿着衣服跑去找老师：喏，这是今年麦克阿瑟奖得主为我画的。老师说，让他来看秀啊，我要见见他。

　　徐冰果然来了。好几次问：哪儿呢？哪件是你的？可她的作品只有一件，模特从台侧走到台前，很快就回去了。徐冰还在问：哪儿呢？出来了吗？

　　于是，她从在体制内爬格子的社科院编辑，变成了在名利场高速运转的内衣设计师。她曾为Maidenform、Elle、Vera Wang等品牌担任设计师，工作了十余年。

　　“在这个你死我活的时装行业里，你不bitch，别人就会加倍地对你bitch。”提着皮箱，出现在欧洲街头，深夜乘火车从巴黎到米兰，经过阿尔卑斯山，看到窗外神话般的景色，她忘记了自己的雄心勃勃，想起济慈和雪莱的诗。

　　忽然有一天，她在大学的BBS上发现了旧知交，难免想起了80年代的青春，那么蓬勃、那么黯淡、那么渴望被爱，她难免流泪、难免失眠。这名昔日的正牌文学女青年，很快辞掉了忙碌而优渥的工作，写了一本长篇小说《棠棣》。这个名字太生僻，而她又确实被国内遗忘太久，于是辗转了几个出版社，2009年终于出版，改名《1980的情人》。绿幽幽的封面衬着一点黑色，让工于细节的她到底意难平。她希望能写一个没有被很多人写过的80年代，不是那个符号化的80年代，不那么诗化、不那么激情也不那么有使命感，一个略为自私的80年代青春。

　　2011年，她又出版了《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看到书店的海报，诗人西川吓了一跳：这是那个写小说、做翻译、他所了解的清清秀秀的一吃到好东西就喜笑颜开、一点小事也让她哭鼻子的于晓丹么？突然成了“内衣设计大师”，真让人大跌眼镜。

　　有人这么问她：晓丹老师，你能把你获的奖给列出来吗。她说，我人品太次，运气太差，竟是一个奖也没有获过。

　　她是有点挑剔的。“前几天买了东野奎吾的新小说《布谷鸟的蛋是谁的》，早年写《白夜行》那种冷和残酷没了，不好玩。好多作家一成名，或者年龄大一点，包括卡佛，最后都变得特别温暖，我就挺受不了。卡佛写到最后，简直就是个基督徒了，就跟美国中西部那些傻人差不多，可以进中学课本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作家的价值所在。作家还是要痛骂的，不是你痛就是让别人痛，总之要痛一点，因为大家已经这样了，歌舞升平，美国人都进教堂了，你不能再进教堂吧？”

　　她不只是对文学挑剔，还对这个虚荣浮躁、热衷于表演的世界挑剔——

　　“张朝阳采访邓文迪，我觉得快崩溃了。张朝阳问她，我们都知道你过的是很富豪的生活，能给我们讲讲具体怎么富豪吗。”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著名主持人参加活动，背了一个巨大的LV的包，上面全是LV——你真的没有必要再告诉大家我背LV了。”

　　“还有一个女明星，网上有张照片，她在电影节特美地摆pose，所有照相的人都没对着她，都在对着后面的那个人，就她一个人在那儿美，美什么呢？没有任何作品。”

　　“诗歌现在都堕落了，崔健那个年代诗歌是多么好啊。现在你看，好多假民谣，说是伪民谣、伪诗歌——反正都是伪的。”

　　“她内心应该是有点小小的骄傲的。”西川说。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发小”于晓丹有些小资（上小学时曾经被班上同学合伙批斗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讲究品位，理想主义，热爱美，以至于不无（也许是）小小的任性、小小的疯狂，甚至，（也许是）小小的歇斯底里。”他这么解释《内秀》，“内衣几乎是离心最近的作品。”